通过了解潘汉年在上海时期的工作，偶然看到一些黄慕兰的故事，有一种“真实历史比电影电视小说更精彩”的感觉。结合黄慕兰的传记和相关文章，写一些东西，以表达自己的敬仰。
我觉得从她父辈的事迹看下来，能够更加体会那代人的精神和传承。
黄慕兰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唐才常并称”浏阳三杰“的黄颖初(1873-1932)，又名祖勋，谱名黄其光，字颖初，号聿园（虽然一半生活在清末一半生活在民国，还算是个古代人，名字就是多）。廪贡生，曾任岳麓书院主任教习，相当于教务主任或副校长。清光绪间曾从谭嗣同游，擅长文章，时称有"经世之才"。1896年被谭嗣同聘为幕僚，曾任职于中央财政部统计处，湖南建设厅及株萍、京汉、陇海诸路局，在武汉粤汉铁路局任职十八年。著有《词林韵准》，其主持纂修的《浏阳乡土志》被誉为晚清乡土志之翘楚。黄颖初1896年以来在湖南政界的活动，不啻于谭嗣同的维新新政的得力助手和践行者。
谭嗣同大家都太熟悉了，不用过多介绍，为了搞清楚三杰的年齿，我们看下谭公的生卒年，他生于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以生命践行了他的思想。
这里我们再把话题岔开一点，简单说下湖南的思想脉络。我从来反对地图炮，当然也不赞成地图糖（地图糖行为相对来讲比较少见），但是湖南一地的人文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着重要且独特的地位，而思想脉络，又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伟大人物所传承的，所谓“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湖南，从北宋时期就形成了“忧国忧民”的湖湘文化，后来虽一度因南宋灭亡而沉寂下来，但最终又在明末清初时期再次复苏起来。当时的湖湘文化代表人是王船山，他的“三义说”、“三罪说”倡导了一个基本内容：
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痛斥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王船山的学说，奠定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也收获了一大批晚清、民国时期的粉丝。像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民国时期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无不对王船山的学说推崇备至。
这个隐隐约约的学术脉络，到了清末传到了谭嗣同手中，湖湘文化，历来提倡的是忧国忧民，然而到了谭嗣同这一代，他却用一种决然的姿态，为湖湘文化注入了舍身取义、为万世之大我牺牲小我的献身精神，湖湘文化，自此开始蜕变焕新。谭嗣同在湖南办学，启发了许多人，其中就又有一位重量级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1920年1月17日），男，汉族，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人，伦理学家，教育家。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后求学于岳麓书院，拥护康梁变法主张，参加南学会、不缠足会等组织。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
1913年后回国任教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进步青年，促成新民学会的成立。参加筹备湖南大学，撰《论湖南创立省立大学之必要》，被誉为“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1918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葬于长沙县板仓。
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赴死的消息传回湖湘之地，在当时的士子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杨昌济执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开课授教，他曾在课堂上，这样评价了谭嗣同的甘于赴死的壮举：
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国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
杨昌济在课堂上还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做一个准备肩负历史重任的人，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将谭嗣同的生平、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而在他讲课之时，座下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此刻正认真恭录着这段语录，这位伟人我们都知道是谁。
再简单介绍下唐才常，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有《唐才常集》。
”浏阳三杰“中，谭嗣同为维新就义，唐才常为革命就义。黄颖初虽然名气与事功稍逊，但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无疑也会感染到我们的主角黄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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