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叹

     深深的闺房，穿梭在织布上的一缕缕牵挂，庭内的一切琐碎，庭外的一切林下之风，都是茶余饭后的所思所想，而这一切，只因为你的名字是女人而被抛之云外，化成闺房的一声叹息。  

                                                         ————读《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

     随着明末清初江南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促进了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从而在明末清初 这一特殊的时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人群——女性，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蠢蠢欲动，逐渐的增多了她们的受教育、走出家庭寻找伙伴、创作和组成社团的机会。而这一进步却始终在中国儒家思想和男女有别意识的束缚之下，走的很艰辛，甚至是郁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对于伴侣式的婚姻和对杜丽娘浪漫情怀向往使她们每个人都有的情愫，更多的女性甚至在祭拜杜丽娘，而这种情迷，也正是她们对自己包办婚姻和家族联姻导致的婚姻不幸的控诉，即便如此，她们也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      

     然而书的最初提到了“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他认为现在对于中国女性的认识仍旧沉浸在五四时期的鲁迅和陈东原的认识中，鲁迅笔下的那个给寺院捐门槛的妇女，成了中国古代女性的缩影，但这种片面的说法存在于对于当时封建社会的控诉之下，以此为背景并不能全面的说明，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作者在这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补充，使中国女性的形象更加活泼，但是这种活泼依旧存在于儒家的框架之中。

      作者的观点是三从剥夺了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但她的个性和主观性并未剥夺，在明末清初特殊时期，因为印刷术和坊刻及家内藏书的飞速发展，显赫家族对于女性教育更加重视，更多的书籍走向了门窗紧闭的闺房，将妇女带进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妇女也成为了读者甚至是作者，而最初进入闺房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女性是感性的存在，对于自身的需求有着充分认识，而当《牡丹亭》这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品，笔下的杜丽娘也是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女子形象，而这种敢爱敢恨的情怀，也恰恰是她们不敢触及的，这部作品恰好进入了这些闺中女子的心扉，这样崇高的爱情也迷住了这些女性，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自我再现。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女性，作者写到了情迷的推动作用，社会存在反映社会意识，情迷的存在更是反映女性夙愿，这些却是被儒教所反对的，两者相撞，碰撞出的火花便是封建思想或许在经济发达的江南有所动摇，使女性有机会去作为读者出现，可以去谈论生活追求，甚至像男人一样崭露头角，而这样的契机在《牡丹亭》的触发下引燃。使得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梦幻，充斥着生、情和梦，与男性的关注点不同，男性则更加的注重理性层面的东西，譬如哲学，而男女有别也体现与此。

    《牡丹亭》也有许多它的追随者，如陈同，谈则，小青。然而不幸的是她们都死于少年时期，刚过豆蔻年华的他们在对于爱情抱有幻想的同时，也幻灭于其中，然而这样呕心沥血的阅读历程也让我们深深明白对于身体的损耗，但是杜丽娘所代表着的形象是家居型的新女性形象，而打动女性的却是对于自己志向的不懈追求。而这种追求与现实的冲突导致了她们精神上的冲击甚至过早离世。

      然而以此可以窥见的是在经济发展而带动的文化的发展中，女性也逐渐的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女性的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作者也从书中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去审视明末清初女性的具体地位以及她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才女”，但她们始终没有办法彻底的拜托家庭的束缚，这就意味着一位有才能的女性如果想要像男性文人那样去做一些事情，那么她所付出的代价就比男性多得多，但是她们的成功却可以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誉。

     并不是所有古代的女性对于自己的生活是“三从”的心态，但是当她们走出闺房的时候，由于当时都有以女性离家庭的远近而对她们有贫贱之分，就像黄媛介的虽然在外作为诗人并且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她始终会强调这自己的良家身份，将自己刻画为一个完成了家庭职责的女性，而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于女性职业能力的局限，但是家庭含义却有所扩大，这也是对于女性才华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就催发了明末清初江南女性的一个新职业——闺塾师。

     作者提到闺塾师一般都只为上流人家的女儿教授儒家经典，黄媛介和王端淑也曾经作为闺塾师被聘请，并且得到了尊重，这也是她们的一条维生之路，但是不难看出，这些闺塾师本身就是来自从小家庭教育较好的家族，然而她们的学生，同样是那些显赫家庭的女学生，那么不难看出的是，明末清初即使经济的发展带动的文化的发展真正所带来的女性文化的提升，也止步平常人家，范围小，并且她们所教授的内容也具有一定的局限，只有基础的识字和绘画，由于内容较少，故这些闺塾师的流动性也较大，这样的流动性也使得她们离闺房的距离愈加遥远，打破了闺房的封闭性，违反了“三从”，并且对于她们的才能也较高。

     书中作者提到了两位才女，她们作为职业作家的成功使她的家族更加荣耀，更加夸张的是她们用自己的才能谋生，甚至这些才女的丈夫并没有能力去供养家庭，使得她们去做更多的所谓男性的工作，甚至她们的生活和关注点更多的接近于男性。就像王端淑在她的作品中公开的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做着像这样男性的工作。久而久之，她们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空间，这样的一群女性职业作家开拓了崭新的空间，包括活动的自由，题材的扩大，广泛的认同。即使拥有如此的成绩，但也由于她们被家庭和教条的牵绊和社会性别的约束，始终无法真正的展开翅膀。

   这些压制首先便来自于古老的儒家思想，对于女性所要求的“三从四德”，而这样的三从四德，强调的是从父、从夫、从子。这三类角色始终没有脱离家庭，这向心式的生活圈，是儒家眼中的理想女性，这种生活轨迹也具有很多的严格界限。正如儒家所希望的内外分离一样，这种内外分离本质上则是对于女性生活范围的圈定，仅限于“齐家”。

      除思想上的禁锢之外，对于女性的身体上的禁锢反映在缠足上，我并不认同作者的观点，缠足作为一种女性自我认同的方式而被她们所欣然接受，作者的理由有些牵强，缠足本身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摧残，甚至使她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失去了劳动的能力，而作者所给予的理由是男性对于小脚女性的渴望？试问女性的生活轨迹已经在心灵上被局限在家内之后，人体上还有所局限，还能欣然接受吗？之前我已经强调过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有走出闺房巡游或是作为职业作家接触社会的机会，而在她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风俗的时候，那些本来就没有才能女性也在缠足，证明却绝不可能为所有女性接受，所以我认为在缠足上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强迫性。

     在家庭成为男性休憩地的同时，它也成为了社交和文化交流的场所，这样的变化对于女性而言是个难得的契机，尤其是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外界生活的女性，她们可以足不出户的接收到儒家经典，哲学和历史的知识，这也是明清时期江南才女增多的原因之一。

     与家庭妇女不同的是，还有一个广泛存在的女性群体便是名妓和歌女，她们与家庭女性一样的是她们服务的对象也是男性，但我认为这些有才能的名妓，没有家庭的束缚，在广泛的接触社会之后，他们的才能更加得到了提升，虽然那些女性被传为佳话的，多是对于某一男性衷心等待的角色，但是更多的是，她们的才能可能更多的超越了男性，就像柳如是，参与到了文学和政治活动当中，她的一生也是曲折的，最后自尽，但是作为一名勇敢、独立的女性，她的想法值得我们深思。由于与男性的接触很多，尤其她的知识也是来自与男性教师，因此他的风格和关注点就更像男性，以她投入到政治中的热情来看，可能还比前面提过的沈宜修能家庭妇女有趣得多，还有一位来自扬州的名妓王微，她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做了风月场的学徒，她是一个生性自由的人，热爱旅行，这对于他来说的意义重大，在诗中写到“耳目悦新赏，昔游堕渺茫”我们不得不感叹她对于旅行的热忱和旅游经历的丰富。她作为旧时代的女性而对自身的自由做出了最恰当的诠释。同样，像家庭妇女一样，她们也有自己的临时性社团，她们作为名妓，也会在日常与二三好友相约，共同吟诗作对，丰富自己的生活。

     书可能便到此为止，但是对于明清才女的了解和关注却延伸到了那时所有女性身上，对于那时的女性怎样的去接触社会和文学也成了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的生活是活泼而又禁锢的，在相互矛盾和对立中生长，展现了她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同样也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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