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了，大家都住校。即便是家在县城的同学也都住在学校。
学校有伙食团，厨房很大。学校的礼堂就是饭厅。
学生、老师都由国家供应口粮。学生每天三顿各有三俩大米，将其蒸在一个大盆子里，八人一桌，将饭分成八块，一人一块。开初每隔一月半月还可吃一次肉。
半年过后，第二学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就减少了。每天七俩，中午三俩早晚各二俩。菜也只是学校由学生自己种的牛皮菜，没有什么“油水”，只有将米饭和菜合成一个饭团。大家基本上吃不饱。时间长了，学生、老师均出现营养不足。我因年龄较小，个子也小，只是感到肚子经常饥饿，好几次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也经常出现眼睛直冒金星，那也是饿得不行了。那些个子大些的同学和老师就更严重了，好多人得了“黄肿病”（营养不良性水肿）。
到了61年下半年，情况更严重了。供应的粮食常常要用红苕代替，半斤红苕抵一俩大米，也就是早晚只有一斤红苕。学校几次发动师生到野外去找“代食品”。我们班有俩个同学跟一个数学老师去找代食品，在山上採到不少的“没娘藤”籽，三个人在一户农家煮了吃。回校后当天晚上就中毒了，当时死了一个同学和那位老师，另一个同学也残废了。（这件事情当时在《通川日报》作过报道）。
其他很多人都是打的山上的“红籽”，交到伙食团，合着少许大米煮成饭，吃了后消化不了，拉出的大便很多都是没有消化的红籽。
记得有一天周六，我想到家里的人好久没有吃过大米干饭了（农村的伙食团也早就没有粮食了），想把我晚餐的二俩饭团包着拿回家去让我的母亲吃。三十里山路，回到家已经天黑很久了，我把饭团送到母亲手中，她也舍不得一个人吃，便把一家人全叫到一起。从小侄儿、我、幺姐、嫂嫂（我哥当时不在家）、父亲、母亲，一人一口，传了3—4轮还没有把一个二俩米的饭团吃完。我看见父亲母亲的眼里饱含着泪水。
六二年下半年，进入高中。国家的粮食政策发生了变化，只有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学生才供应口粮，我们属于“农业户口”，只有自己从家里带粮食。那时农村已经下放了食堂，各自在家里煮饭，但还是集体生产，一家人全靠父亲挣工分在生产队分点粮食，大家都不够吃。我也只能拿很少一点大米，多数时间需要用玉米、红苕等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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