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十年这本书讲述了河南省梁庄村村民们真实的人生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作家梁鸿。梁庄就是梁红的家乡，梁庄10年是梁红梁庄系列，《梁庄十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要连起来看更好。《中国在梁庄》出版于十年前，作家梁鸿回到出生的村子，还原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村民的真实生活和现实困境。《出梁庄记》集中讲述了散落在全国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与梁庄之外触碰的细节。
而《梁庄十年》，则是梁鸿开始有意识地写一部村庄志，继续记载梁庄的生命个体故事。他们共同组成了“梁庄三部曲”。
梁庄十年记录了中国乡村里的人生百态，出场的人物有男性也有女性，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有人家产上千万，有人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也有人远渡重洋在国外打拼，有人刚刚出生，有人已经离世，面对这些复杂多样的人生故事，每位读者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在我看来，梁庄10年这本书集中展现了中国当代农民的身份困境，不明白自己究竟是谁，或者用书里的话来说人们困惑的是，我怎样才算是我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不止一个，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员工，某个城市的市民，我是我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孩子的父亲，母亲，那这有什么好困惑的呢？就没那么好回答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脱离了原本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社会网络，在传统的中国乡村里，身份困境集中出现在女性们的身上，而今天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故乡，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身份困境也就蔓延到了更广大的农民群体之中，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在第1部分我们先来看看梁庄妇女们面对的身份困境，在第2部分我们再来看看身份困境如何蔓延到的那些走出故乡在外打拼的梁庄人身上，我们先来看看处在身份困境中的梁庄妇女。
说有那么一天晚上，梁鸿和几位梁庄的妇女坐在院子里聊天，他们几个都是互相熟识的朋友，聊着聊着突然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吴奶奶是这群妇女中辈分最大的一位，已经70多岁了，在梁庄人人都认识他，但是这一问之下大家面面相觑，好像谁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我奶奶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就连吴奶奶自己一时也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妇女们的讨论，又有人问在场的另一位妇女瞎子妈，你叫什么名字？那新来的万青家媳妇她叫什么名字，竟然都没人答得上来，五奶奶傻子妈，万青家媳妇在梁庄，女性们的称谓在他们成家以后就总是像这样和自己的丈夫儿女联系在一起，我奶奶是因为嫁给了吴家。做吴奶奶的，当然这些妇女原本都有名字，在出嫁以前他们的娘家人都是用名字，只不过嫁到了婆家，他们的身份被重新定义，原本的名字也就很少被用到，渐渐的大家面面相觑，好像谁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我奶奶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就连吴奶奶自己一时也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妇女们的讨论，又有人问在场的。梁鸿的大姐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名叫华荣，他们从小在一起上学，关系非常要好，但是在高中毕业后华容嫁了人，离开了梁庄，梁红的大姐继续读书，从此两个人就失散了，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恢复了联系，杨红的大姐感叹道小时候一起长大，天天在一起玩儿，上学在家都在一起玩儿，晚上还有数星星藏猫猫打打闹闹，好得像一个人，忽然都不见了，转眼间一辈子过去了，都60岁了，我最想搞清楚的是他们都嫁哪儿，他们这一辈子是咋过的，他们还在人世没现在有多老？他们过得到底咋样，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要是认真想想，男娃家永远在这个村庄，彼此都知道，女孩子们都无声无息，即使你打听也很难。嫁鸡随鸡，他到那个村里就成了那个村里的人，那里也是他家，这不很正常吗？杨红的二姐介绍到，我理解这个意思，不是说追究哪是家的问题，而是说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梁红二姐的这句话直指问题的关键，一个人的姓名和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他究竟是谁，但在梁庄这样的中国乡村里，女性的这两项要素在出嫁前后断成了两截，而且在出嫁以后，女性呢也不一定能在丈夫家里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梁红的二姐就是个例子，他生在1970年前后，1990年前后结婚，他这一代的中国农村妇女结婚后不久就要外出打工，很少有机会去深入的了解国家，也很难对婆家所在的村庄产生感情，用梁鸿二姐的话说，像他这样的女人没人敢要。还会受到另一种强大力量的塑造。最后弄的婆家咱不认识几个人，娘家人慢慢的没几个认识咱。婆家，娘家都不是我的家，除了姓名和人际网络，在传统的中国乡村里，女性的身份还会受到另一种强大力量的塑造，这种力量就是公共舆论，一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往往是在同乡人的传说里渐渐形成定论的定论，一旦形成就极难更改，如果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责，当事人很难有机会为自己申辩，这种来自公共舆论的力量尤其容易对年轻貌美的女性造成伤害。在梁庄，曾经有位少女名叫燕子，长到十五六岁，燕子绽放出惊人的美，每到了令身边的人感到凶残的地步，然而在梁庄燕子的美貌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围绕燕子的是扑朔迷离的传言，人们说他风流。态度暧昧略带鄙夷，尽管没有人能说得清，燕子到底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梁红决定找到这位昔日的梁庄少女，问问她究竟经历过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他没费多少波折就找到了燕子。见面那天燕子特地打扮了一番，还不惜把脚磨破，穿了一双漂亮的高跟鞋，30年过去了。曾经有很多人追求过燕子，有个比较帅的男子为了追燕子，喝醉酒后还衣冠不整的睡在燕子家的院子里，追求燕子的，还有梁庄附近镇上的派出所所长，他已经结了婚，却动用私权，让燕子学校的老师把燕子叫到派出所去，燕子被这些恐怖的追求者们吓坏了，退学也躲不掉，只好逃离梁庄，到北京去打工，她直言不讳的说，这些追求她的男人毁掉了她的人生，不仅破坏了她对爱情最初的感觉，还害她中断了学业，不过即便是这样，在谈到这些追求者时，燕子言语间仍然十分宽容，他对其中一个人的评价是长得也好，人品也不错，只是那股穷追不舍的劲儿把他吓到了。燕子，最后确实嫁给了一个相貌丑陋，不识字还离过婚的男人，这人和燕子结婚时并不富裕，还欠了不少债，燕子看他老实陪他一起还债，夫妻两人一两年就还清了债。她想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点。燕子离开梁庄30年了，这30年间在家乡街头巷尾的传言里，燕子始终是那个带着道德污点的少女，她真实的人生无人知晓，30年后在梁鸿的梳理，她才终于有机会告诉人们，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不过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梁庄里，还有多少燕子默默忍受着流言的伤害，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在燕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乡土社会的公共舆论，持久的塑造了一个女人的身份，公共舆论的力量顽固而冷漠，一旦形成了定论，当事人就很难为自己辩驳，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一个女人尝试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活出理想中的样子，那他很快就会遭到公共舆论的制裁，梁庄附近有个吴桂兰。梁红第1次见到她时，她正在马路中央或者震耳欲聋的音乐跳舞，头上戴着一顶鲜红色的帽子，帽檐上还系着一个硕大的红色蝴蝶结，梁鸿好奇的掏出手机为她拍照，吴桂兰见状跳得更起劲儿了，梁红形容她的舞姿说她像一只苍老的鹰在倔强的飞翔一支舞跳完，吴桂兰走上来和梁红聊天，他说自己是个网红，跳舞已经30多年了，什么舞都会跳，当天晚上在乌镇的中心地段，梁红再次偶遇了吴桂兰，她换上了一身更加戏剧性的衣服，仍旧在跳舞，在他的垃圾车两侧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路对面是吴镇最热闹的烧烤店，年轻人的喧闹声此起彼伏，而路的这一边只有吴桂兰一个人，在她的邀请下，梁红和梁红的姐姐也跟着音乐跳起来。姐姐在吴镇人缘很好，她的加入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一连几天吴桂兰跳舞的地方成了乌镇夜生活的中心，吴桂兰激动的不能自已，终于他不再是吴镇夜色下那个孤独的舞者了，她忘情的抱住梁鸿的姐姐大声叫到，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啊，不过热闹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家正在跳舞，一个中年妇女走上来告诉梁红，吴桂兰到处放音乐扰民，吴镇人都烦死他了，他顺便数落了吴桂兰几句，说她年轻时不务正业，到老了还穿的花里胡哨的，不像个样子。梁红说这位妇女的声音里带着天然的道德感，一旦有人逾越这种道德便会遭受惩罚，这惩罚从来没人说出来过，也从来没人认为自己在执行，但是你从被惩罚的人身上一眼便能看出来。只见她安静的收拾起地上的音响设备，刚才在她身边跳舞的人们都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说话，所有人都背对着吴桂兰。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梁庄妇女们的生活途径，从出嫁的那一刻起，他们被从故乡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娘家和童年的伙伴们失散，植入新的社会网络，他们的名字被遗忘身份，被丈夫和儿女重新定义，而且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婆家，女性的身份总是受到公共舆论的规定和监督，大多数时候他们无奈的屈服于不公正的评判，而一旦他们尝试反抗，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会很快遭到舆论的制裁，在这样的处境下，梁红二姐问出的那句，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其实是很多农村妇女共同的困惑，在传统的中国农村，怎样才算是自己原本主要是妇女们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城市化乃至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打拼和那些远嫁他乡的女人们一样，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无论男女都失去了和故土的联系，身份困境也就蔓延到了他们的身上，梁红形容农民进城是一个不断碰壁的过程，梁鸿的堂哥在西安蹬三轮车已经20年了，这20年间他始终没有过上安稳的生活，每天奔走在路上，他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了交规或者和人发生冲突，整天辛苦的劳动，心里还总是坠坠不安，对于梁红堂哥这样的农村人，城市的大门貌似向他打开了，但是当他走进城市，却又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弹回来，最终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反而在城市里活成了一座孤岛，像这样的例子在梁庄还有很多，有个年轻人名叫梁安。安到北京打拼干装修，13年后他回到了梁庄，回来前两年梁安接到了一个大单子，请他装修一家7000多平方米的百货公司，然而很珍惜这个单子，他起早贪黑的干，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主体工程，但他缺乏大型项目的装修经验，没有考虑到商家都要在吊顶上开灯孔，灯孔开多了，吊顶塌了下来，杨安只好重做，工程做完一算账，他一分钱没挣到，还要赔进去20多万，走投无路的梁安患上了抑郁症。他几次想到自杀，只是舍不得一双年幼的儿女靠着药物维持两岸继续干活挣钱，一年后终于还完了债，即便勉力维持了13年，梁安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梁庄，对于梁安这样被城市反弹回来的农村人。梁安回乡后，有人来梁庄游说村民，让他们卖掉土地，一口人有一亩地，一亩地能卖6 7万元，梁安坚决不卖，他说没个地就没了依靠，人老几辈的地不能在我这儿断了给我多少年钱也不会卖，再咋说这是最后一个依靠回到梁庄的并不只有梁安这样在城市里遭受到挫折的人，那些在外闯荡顺风顺水的梁庄人，也有不少选择回到了故乡梁庄的梁学军，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对外劳务输出去了西班牙，一去就10年，期间杳无音信，等他再次回到梁庄，人们惊讶的发现他已经加入了西班牙国籍，领着很高的工资，还开着一辆漂亮的银色奔驰车，不过梁学军对故乡的归属感显然很强，他在西班牙挣到了钱，后来他的三个孩子都加入了西班牙国籍，享受着西班牙政府的补贴，他却还是让他们回国在梁庄附近的南阳市里读书，他说西班牙好是好，可是孩子还是中国人，到时候要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我养他们干啥，梁庄的还有一位成功的后人名叫韩一生，他20岁离开梁庄，到西安投奔下海经商的叔叔，后来生意越做越大，2016年他回到梁庄，拆掉破败的老院子，盖起一座5层的欧式豪宅，一进门左手边的大厅挑高七八米，阳光从落地窗里洒进来，墙上是韩家三位老人的巨幅画像，梁安梁学军喊一声这些在外闯荡的梁庄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贫穷还是富有，最终都回到了梁庄。买的房子和土地，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在梁红看来梁庄人回归故乡，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一种稳定的身份象征，在城市里，甚至在遥远的异国离开故乡的农民，很难找到容纳自己的组织，没有任何社会结构可以给他们集体的归属感，定义他们的身份，只有回到梁庄，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装了一桌酒席，招待亲朋好友，才能感受到做主人的安全和骄傲，你才能真正的找到他自己故乡其实是这些梁庄人身份认同感的唯一来源，然而故乡真的始终像游子们敞开怀抱吗？其实对于很多在外打拼的梁庄人，故乡的资源实在太过有限，完全不足以支持他们应对人生中一道道艰难的关卡，即便只是回乡一两个月，沉重的财务负担也会逼着回城市。
梁庄有位老人，人们叫他福伯，福伯这一生勤俭持家，在梁庄算得上家境殷实，他有5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女们都很有教养，也都离开了梁庄，生活在全国各地2017年春节，福伯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已经到了晚期，一听说这个消息，福伯的儿女们都赶回梁庄，非常孝顺的照看父亲，看着儿女们忙前忙后，福伯说了一句让人心疼的话，他说我这活着有啥用，耽误我们干活啊，袁宏在书里形容说这话时福伯眼睛红红的语气热烈，还带着几分羞愧，其实尽管这么说很残酷，福伯的担忧的确是有道理的，在城市里他的儿女们各自都面对着真实的挑战，大儿子和二儿子。他要帮孩子还房贷，三儿子在北京打工，需要盖一处新房，给儿子娶媳妇儿，四儿子在内蒙古卖水果，他的水果摊在市中心，一个月光租金就一两万元，关停一个月损失巨大，还有不少人等着抢他的摊位，福伯的二女儿在北京做保姆，帮主人家照顾老人，他回到梁庄后主人家一直在催，说他再不回来就要换人了，回家照顾福伯的这段时间，兄弟姐妹们各自怀着心事，只是谁都不忍心离开重病的父亲。福伯明白孩子们的困难，他做了一个对自己非常残忍的决定，福伯开始绝食，刚开始孩子们还以为他是因为病痛咽不下食物，后来才明白福伯是要饿死自己，让他们早日回城，4天4夜福薄滴水不进就连昏迷。正月里的最后一天，福伯走了，享年85岁，福伯的孩子们齐心协力为福伯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守完头7，他们怀着悲痛各自回城。这些在外打拼的梁庄人，早已在各自的城市里背起了生活的重担，即便他们有心回乡尽孝，也不可能长久的待在家乡，在一次采访中，梁红坦言退休后他不会回到梁庄，他说原来我们都有告老还乡一说，宰相告老还乡，回到家里办私学，广交朋友，因为老的那一代都在乡村里面，然后建学堂，去教育当地的孩子。它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精神结构，但是如今这个精神结构正在迅速瓦解，当外出打拼的梁庄人回到家乡时。承载他们的生活，告老还乡，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可能的选择，这些农民家在农村和城市中间，离开了乡土却又无处扎根，他们怎样才算是他们自己，我们在梁庄人身上看到了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但在书里梁红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在一次采访中梁红提到他写梁庄就是想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存在传达给读者，让读者尽可能细微的体察书里的人物和故事，然后自己来思考，这种思考是开放性的，单纯的描述复杂的现实，没有明确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样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是对身份困境的一种有效的回应，读了梁庄十年这本书我们认识了吴奶奶霞子妈，美丽的燕子，特立独行的吴桂兰 ，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梁安，衣锦还乡的梁学军，韩一生。还有用令人痛心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老人福伯。书里记录的这一组辉煌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梁庄人不再是抽象的农民或者农民工这样的符号，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过去，在此刻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同一片真实的土地上，他们的生存境遇也许剥夺了他们的身份，但是梁鸿通过写作告诉了每一个读者他的乡亲们到底是谁。梁庄10年这本书里还有一处非常打动我的地方，在那天傍晚，梁庄的妇女们发生了那场关于姓名的争论后，梁红专门进行了调查，他找到了这些妇女的姓名，为她们立传，把它们写在了那一节的结尾。
我想为你念一念这几个名字，吴奶奶他的名字叫王先知，霞子妈她的名字叫赵秋艳，曾经在西安待过的二堂嫂叫崔小花，虎子老婆叫王二林那个撕掉张香叶小字报的韩家媳妇叫李先敏。
梁鸿把名字还给丢失了名字的人，拂去厚重的尘土，让我们看清他们的脸，这或许就是梁庄10年这本书能做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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