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1949年2月，我们陕西省蒲城县解放当天参军的，初参军在第三军政治部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月后被分配到军后勤部粮秣科任会计。1951年元月，随志愿军暂编一团赴朝，在团后勤任会计。到朝鲜后于四月初调到四十二军，先后在四十二军后勤粮秣科，125师粮秣科，125师炮团财会股均担任会计工作，1952年12月部队回国后调到师营建会财运科，仍担任会计工作。于1955年5月转业到酒泉地区油脂公司，负责财会科工作。1956年冬，酒泉地区、县公司分开时调到县公司负责财会股工作，1958年3月下放农场劳动至1961年2月回陕西省原籍。
父亲在地区油脂公司财会科负责工作时，在行政会上给王根小（后来县公司的负责人）提过几次意见，到县公司后，王根小是公司负责人，成了上下级关系。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运动中，把父亲作为重点整，迫使父亲承认反党才罢休。还要求父亲承认污蔑党的政策，这还不算，别人说的话硬逼着父亲承认。父亲拒不承认，就给父亲处分。在处分结论上写道：“该李（我父亲）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满领导，不服领导”在填报材料时，父亲在本人意见格也填注了否认意见。
王根小还降了我父亲的工资，在农场被分到大黄沟煤矿背了半年煤，致使父亲患上严重浮肿病，行走都非常艰难。父亲向领导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困难要自己克服，组织上没法解决。”当时父亲把自己的手表、皮大衣具已卖光。
妈妈是1955年天津支边青年，无任何原因，以精简为名（按政策支边青年干部不能精简），迫使退职。姥姥精神受了刺激，经常把四岁的我大姐锁在家里，自己在街上乱跑，致使四岁的大姐瘫痪在床。
我妈妈于1959年夏，在我大姐一岁三个月时，考入甘肃省交通学校，去兰州上学。父亲在农场不能回家，使大姐大病一场几乎丧命。
妈妈为了寻找职业求学，一去近两年，三个假期只回了一次家，父亲带着严重的浮肿病，还要照顾精神不正常的姥姥和瘫痪的大姐，根本无法上班，在现实生活环境逼迫下，按退职处理，让父亲回原籍治病。
父亲拿着700多元的退职费，除还了300多元的债，下余的不到400元。父亲发电报叫回妈妈，妈妈到家一看，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再也无法上学了，在随父亲回原籍途经兰州时，痛心地退了学。
就在父亲回原籍的第二年（1962年），父亲的问题已由酒泉县给父亲做了甄别，结论是：“恢复名誉、恢复级别，补发工资。”但父亲单位一直未通知父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父亲才从档案上知道这件事，父亲当时问了人事股，问题纠正17年多了，怎么未见通知，人事股股长说，他也是1976年才调来的，不知道这事。
父亲找到当时的经办人，经办人说他是临时抽调搞甄别的，交给领导了，领导换了几茬，谁也找不上，1979年父亲才在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关怀下恢复了工作。
这是父亲的一段生活经历，虽然父亲离开我快五年了，可想起这段岁月，我还是能想起父亲的那伟岸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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