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真情美学观下的创作实践

汤显祖真情美学观下的创作实践

导读诗：

为情而生，为情而死，

生死情挚，理想不泯。

巧妙叠出，无境不新，

情真境幻，意趣横生。

性无哀乐，情具善恶，

矫情逆性，从感而求，

倦而不已，真情顺性，

遇物而当，足则无余，

至情永恒，真情胜理，

矫情如烟，南柯无二。

        汤显祖“情”的美学观，不仅形之于理论，而且付诸于实践。在他全部的剧作中，充分表现出其“情”的思想闪光。他的剧作以追求人性自由的“情”，来反对理学家们的“形骸之论”。但汤显祖对“情”并非笼统的都加以肯定，他在《复甘义麓》中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所谓情之善者顺乎人性的，就是“真情”;所谓情之恶者逆乎人性的，就是“矫情”。对“真情”他极力赞颂，凝聚着崇高的理想;对“矫情”他讥而刺之，饱含着慷慨的抨击。因此，汤显祖所主的“情”之所以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在于他鲜明而正确的审美判断力，对现实生活中压抑情欲的“理”加以否定，对格理讥政的“情”加以肯定。在此基础上寄情于梦，在梦中体现作者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对“真情”所寄托的理想和对“矫情”所包含的愤慨，因而使其“情”具有了哲学的内涵和艺术的感染力。 

      《紫钗记》，故事本来取源于唐蒋防的《霍小玉传》，但却作了很大的改动和创新。汤显祖在作品中特别渲染了霍小玉的“痴情”和黄衫客的“豪情”;同时新创造了一个原小说所没有的封建权力代表卢太尉，并改变了原小说李益的负情为“忠情”。这些改动都是为了贯彻汤显祖“情”的美学观而设。霍小玉的“痴情”，李益的“忠情”、黄衫客的“豪情”为一方，这是代表“真情”;以卢太尉为一方，企图以权势和欺诈手段强迫李益入赘，以破坏“真情”，使之变为“矫情”而成为封建权势的附庸。但“真情”并不为之所屈服，霍小玉甚至在得知“讹传”李益已经招赘卢府的消息时，仍认为李益是被权势所迫而不得已的:“没朝纲对付的宰相人家”所以她把定情信物紫玉钗卖掉换来百万钱，却把它抛撒满地，高喊:“情乃无价，钱有何用。”把“情”视为比“钱”宝贵得多的东西，坚守着“情”不放。而李益虽然在强权的逼迫之下，仍然忠情不改，特别是黄衫客，蔑视权贵，主持正义，以其豪情威慑群丑，促使霍、李得以团圆。这样通过“真情”与“强权”的斗争，揭示了“情”战胜“权”的主题。汤显祖着重渲染“情”之“奇”，以显示“情”的力量，霍小玉痴情的撒钱，黄衫客豪情的义举，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带有“侠”气。这也体现了汤显祖早年的崇侠思想。他曾说:“人之大致，唯侠与儒。”他以儒的思想入世，以侠的义气救弊。然而这就使他只看到了官场中局部的弊，而未看到社会全局的丑。而且光凭“侠”的气节、信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当时朝政的积弊。汤显祖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理”的支柱的“权”，不失其历史的进步性。

        相较于《紫钗记》，《牡丹亭》中的“情”，就进了一步，深入挖掘到封建统治的根——“理”。汤显祖通过对杜丽娘因春感情，因情而思，因思而梦，梦中愿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展现出对“情”追求的执着，对“理”抗争的坚韧。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不准许她白日眠睡，她却偏偏卧几而眠;并在梦中大胆地与她所爱之人幽会。这里的“梦”，其实是理想的折射，它揭示了生活应该追求美好，人欲应该得到满足。但是梦醒过后，残酷的现实，使其“情”受到更沉重的压抑。她不甘心就此罢休，一心想要去追寻那美梦和梦中之人，但不能如愿以偿，于是便一病不起，最终为“情”而亡。然而汤显祖又充分发挥浪漫主义风格，描绘出一个阴间的境界，让杜丽娘继续大胆驰骋其理想追求和不懈斗争。这一阴间的“幻”，正与阳间的“实”产生强烈对比:在阳间杜丽娘不能实现的，在阴间她却可以如愿以偿——她找到了自己梦中情人的名字，她得到了判官的同情，还被允许还阳重续姻缘，让她的“情”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这样一来更反衬出阳间“理”的残酷性。汤显祖紧紧抓住她的“情”的“真”和“至”来描写，表现其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生死情挚，理想不泯，斗争不息的叛逆性格和斗争精神。正是因为杜丽娘不甘心“劫灰烧失”，所以她的鬼魂才会去和柳梦梅幽会，并最终得以还魂复生，并与之共结连理，完成了人欲战胜天理这一主题。 

        明人吕天成《曲品》评及《牡丹亭》时说:“杜丽娘事甚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其中“惊心动魄”、“巧妙叠出”等词语，恰恰道出了《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而形成这一特色的最主要因素，正是一个“情”字。如汤显祖自己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因此幻化出许多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闪耀出理想的光辉。但汤显祖也有其思想的局限性:当杜丽娘复活回到现实中来，柳、杜的结合就只能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来办理。而在杜宝不承认他们的婚姻的情况下，作者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最后只好搬个皇帝出来，以颁圣旨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促成最终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如此，《牡丹亭》毕竟达到了“情真境幻意趣生”的审美效果，此时汤显祖的“情”的美学观比以前有所发展和深化。他的审美判断能力也由以前仅见到局部的小弊发展到看清封建统治者借以麻痹人们意识的“理”的大害，并且在艺术上以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把“情”所寄托的理想大大加以升华，通过幻化，突出“情”的伟大力量，可以为了“真情”而死为了“真情”而生。突出了“情”定胜“理”的目的。 

       除了对“真情”的歌颂，如《紫钗记》和《牡丹亭》外，汤显祖对“矫情”投去了锋利的匕首，如《南柯记》和《邯郸记》。前二个剧本是以闺情来写理想，后二者则是以官场来讥讽现实了。由此可看出汤显祖的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面。 

       的确，汤显祖一反常规，没有以忠臣、孝子、节妇、义夫作传奇主角，而是让一个随波逐流、狡诈机变的中庸之材取代了英雄的地位。卢生从来就居心叵测、行为不轨:他在翰林院用兼制诰职权，偷写了夫人诰命;河功成就，迎驾东巡，他不择手段地取悦“龙颜”;开边大捷，军务倥偬，他念念不忘在天上勒石记功;缠绵病榻之际，他仍大权独揽，军国大事俱决于床前;直到弥留之际，他因小妾所生幼子尚未受封，竟久久不能咽气„„卢生仕途奔竞的丑态而势焰熏天的权欲，跃然纸上。但是我们并不能一笔抹煞了卢生的英雄功勋和坎坷境遇——他与奸权宇文融势不两立，累建河功，又因功被诬，险些斩首云阳，终竟流窜崖州。显然，卢生是一个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悲喜共生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杂糅着崇高的事功、悲惨的境遇与滑稽的行径、卑劣的心性，在他身上封建传统的理想人格已经不复存在了。汤显祖展现了这样一个典型环境，触及了当时普遍的世情，讥刺意义更显深刻。皇帝变化无常，丞相心狠手辣，官吏诡计多端，让卢生以其“矫情”与之追逐，功名随之沉浮，最后位至丞相，荣华富贵，满门得荫。当功名达到顶峰之时，其“矫情”便发展到极点:穷奢极欲，淫乐无度，终至溺情而死。这就暴露了当时的官场，毒菌四溢，腐臭不堪，功名越高，心灵受腐蚀越深，“矫情”的表现越丑。吴梅在论《邯郸记》25时说:“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汤氏正是通过对“矫情”的揭露，达到对官场黑暗的批判。 

       而《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则展现了人性堕落的历程。他善始而继之以恶终，表现了浑浊的官场中的人格的扭曲、人性的腐蚀和灵魂的污染。他始为南柯郡守时，其为民理政的“情”还是真挚的;但随着升迁，“君王国母，宠爱转深”、“权门贵戚，无不趋迎”，此时的“真情”已失，“矫情”顿生:“乐以忘忧，夜而继日”，甚至与国嫂、郡主、皇姑花天酒地，淫乱无度。他开始对蚁王的女儿瑶芳虽有真情，但真情却作为其升官的裙带。而国王对淳于棼官位的升降，也并非出自真情，而是由别人所左右。建立在“矫情”基础上的功名，显然是不牢靠的，经不住钩心斗角的恶风险浪，终于把淳于棼的官位与爱情一同摧毁。 

       在《南柯梦》里，作者认为人世间的纷争如同蚁争一般毫无意义，“众生佛无自体，一切相不真实”、“诸色皆空，万法唯识”，人们终生追求的至境只能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淳于棼初醒后大彻大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等为梦境，何处升天,” 

     《邯郸梦》结尾，卢生梦觉后深深喟叹:“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黄梁～”吕洞宾片语点醒他:“都是妄想游魂，参成世界～”他才恍然大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于是尽扫富贵功名之念，拜吕洞宾为师，云游四方，终登仙境。 

       既然人生的探索追求都是徒劳无益的，于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存在就成为摆在汤显祖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卢生和淳于棼梦魇般的生涯中，汤显祖痛苦地看到了他孜孜以求的“情”一旦沦为“矫情”后，将如何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导致人格的消失和人性的堕落。 

        汤显祖晚年正是对现实的不可救药“看透”了，所以一方面愤而以“情”讥世，一方面又为救世无方而感到失望。但是从二剧整个艺术形象看，愤激之情却是占主导地位的。汤显祖正是以愤激之“真情”去暴露狡诈之“矫情”，达到否定丑恶的世情。 

      综上所述，由《紫钗记》表现出来的豪爽侠情，到《牡丹亭》热烈歌颂痴心的真情、至情，到《南柯记》、《邯郸记》愤激暴露官场的矫情，反映了汤显祖对现实社会认识的逐步加深直至“看透”，由此而使其“情”的美学观渐趋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