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伟大时代的孔子，在继承华夏文明传统的基础上，以其新兴民间士人的眼光与鲜明的理性精神，毕生不懈地对人生与人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与沉思，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型“人类认同”观。这主要表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孔子的“人类认同”观，首先明确划清了人与其他一切动物的界限。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论语•微子》所载孔子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其意是说：鸟兽非我同类，因而不可能与之群居而共处；除了“斯人之徒”外，我还能与谁群处而共事呢？孔子这则为人与鸟兽之类的其它动物，明确做了本质上的区分。
孔子的“人类认同”观，进而又突破了原先的血缘界限与地缘界限。
这方面的典型例证，首先是孔子对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孔子身为殷商后裔，却一心向往西周开创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孔子把文王、武王与周公，奉为自己的人生楷模（《述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把在东方复兴西周开创的礼乐文明，奉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使命。这也就是其所谓——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孔子自指）乎？”（《子罕》）
据此可见，孔子在其人类认同方面，显然已经突破了原先的血缘界限，已不再是完全依照血缘关系来定亲疏和论是非了。
这方面的又一例证是，孔子切实贯彻了其“有教无类”主张。孔子作为我国最早的民办教师，其弟子可谓来自四面八方，其中不乏来自远方异国者。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其中就包括齐国的公析哀、宋国的司马耕、陈国的子张与子亢、卫国的子贡、吴国的子游、蔡国的曹卹，以及楚国的公孙龙等。为了寻求推行其仁道理想的机遇，孔子又率其弟子周游列国，足迹所至，遍及卫、陈、曹、宋、郑、蔡等国，为时长达十四年之久。凡此表明，孔子在其人类认同方面，显然已完全突破了原先的地缘界限。
再例如《论语》所载——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孔子这是在说：只要说话诚实可信，为人忠厚而严肃认真，即使置身于尚未开化的边远部族，照样也能行得通。这则表明，即使是当时备遭鄙视的夷狄蛮貊之人，同样也被孔子纳入了其人类认同范围之内了。
同类事例又如《论语•八佾》所载孔子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按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的解释，孔子此章是说，夷狄尚有楚庄王、吴王阖庐那样的贤明之君，而中原诸国却没有。这里虽然把楚、吴两国称之为夷狄，但是却显然已将其纳入自己的“人类认同”范围之内了。
另外，《孔子家语•好生》又载曰——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在孔子看来，楚王的人类认同意识，可惜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还只是仅仅局限于楚国的范围之内。其实这件事只不过是，有人丢弓而又有人拾到弓而已。据此可见，孔子的“人类认同”观，不仅突破了原先的血缘与地缘界线，而且已超越了世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界限，显然已经指向了世上所有之人。也就是在此相当周延的“人类认同”观的基础上，孔子才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爱人”观与“待人”观。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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