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接收政权 刘少奇只身赴天津 毛泽东盛言赞两陈
一、刘少奇赴天津
北平、天津接管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给中央报告，由于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为了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严重问题，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半个月之后，刘少奇便掷身赶赴天津。
去天津之前，刘少奇到北平西城拜见岳父母时，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害怕“共产”，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抵达天津，由市长黄敬负责，并全程陪同，先后几次邀请天津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座谈。
针对他们害怕被称为“剥削者”的问题，刘少奇指着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是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
4月中旬，薄一波把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总的是肯定的，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于是他概括了十六个字：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就是“四面八方”的由来，5个月后被写进《共同纲领》。
刘少奇回到北京时，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他就直接搬进了中南海。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斯大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
斯大林：“解决重大问题固然要稳妥，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
正是这句话，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日期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三个月。
二、接收上海
1、成立中财委
三大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并解放了南京，很快兵临上海城下，毛泽东却突然下令说暂时不攻上海，斯大林急忙发了电报：“为什么现在不打下上海？”毛回答：“上海有着600万人口，如果打下了上海，我们就必须养活这些人，哪来这么多粮食。”
1949年5月12日，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25日，解放军攻进上海。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抵沪，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几乎同时，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把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财委，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九爷府。
中财委一成立，7月19日，陈云即启程赴上海。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练出一手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
2、三大经济战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于是，从1949年5月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打了三次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发下不去。
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后，物价如洪水决堤腾飞猛涨。当时的四川《工商导报》刊载《虞美人•寄调金圆券》，词曰：
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
小民日夜忧涨风，币制不堪回首改革中。
金圆标准应尤在，只是价格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上海物价随之上涨。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
陈云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军事手段。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当场扣押234人。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
银元大战打完后，接着上演的是纱布大战。坐镇上海的陈云给各地密发十二道指令。他命令长江中游的棉花和纱布中心汉口将纱布囤积并秘密东运，西北地区将陇海路沿线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华北的纱布则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公司，暂时停止交易，将纱布调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全数暂停支付，由中财委统一掌握；同时，电令人民银行总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许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贷款。
大量物资集结完毕，陈云命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价。投机商预感到大事不妙，开始抛出手中的纱布，纱布抛得越多，上海的纱布价格竟在一天之内腰斩了一半。
陈又发出三道指令，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企业家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在这几天里加紧征税。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纱布，陈云乘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进。经过这番交手，投机商元气大伤，有人血本无归，有人跳楼自杀，有人远遁香港。
纱布大战刚刚鸣金收兵，很快转入到 粮食大战。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陈云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二十多天的口粮，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上海的粮商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进行最后的豪赌。
陈云主持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 1000万斤，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他担心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政府掌握的周转粮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抗战开始，困扰了中国经济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曾对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自然借用的是三国诸葛亮的一个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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