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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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二节 从庶民教育到宋学的兴盛
宋学与禅
这一时期，朝廷和幕府开始请学问僧讲授宋学，园尔就曾给幕府当权者讲授过《大明录》等，介绍了二程、朱子学的理学思想。朝廷还召玄慧法师为后醍醐天皇侍讲《四书集注》和《通鉴纲目》，将集注与通鉴结合，宣扬仁义之道。在朝廷、幕府的带动下，世间学新儒学者甚众，宣讲新儒学形成一种风气，程、朱的理学得以开始在日本广为传播，理学纳入经学的轨道也就顺理成章，为日本创造新的道德理论提供了学问的基础。
这时期宋学作为新儒学，占据儒学的主流，其原因如下。一是从当时政治革新的需要出发，采用宋儒学作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花园天皇宸记》就记述：“近日朝臣多以儒教立身，政道中兴又在于此”，“近日宫中之风，即宋朝之义也”。也就是说，宋学被权力者作为统治思想而加以利用。二是当时的留宋僧，既修炼禅宗，又热衷于宋学，归国时带回的中国典籍中有许多宋学著作，有利于宋学的研究与传播。三是宋学吸收了禅宗的认识论和修养法，与禅宗有着血脉的联系，即所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禅僧，特别五山派禅僧对宋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借宋学助道，弘扬禅宗，宋学的发展就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如，禅僧周信义堂就曾劝说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将军，作为为政者，要从宋学入手，然后参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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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训点
因此，当时以公家社会为中心的旧儒学，到了室町时代中期，被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所替代，它的发展中心便转移到禅僧社会。宋学与当时流行的、以禅宗为主体的新佛教的汇流，促使以宋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禅林宋学兴隆划时代的事件，就是五山派中的岐阳方秀及其门下桂庵玄树、云章一庆三大禅僧，在禅余开设讲席讲解宋学。他们一反过去汉唐训诂学以《五经》为中心的做法，而采取以《四书》为中心的立场；同时，一改汉字音读的习惯，而采用和式训读。比如，岐阳方秀不满于足利学校“徒就大唐所破弃之注释，教诲诸人”，于是他专设讲席讲解朱子的《四书集注》，在书中加注和式训点，以图讲解方便，听者易于接受。其门下云章一庆、桂庵玄树继岐阳方秀之后进一步促进宋学的兴隆。桂庵玄树对其师岐阳方秀的训点进行改良，这种训点不按照汉字训读，而是根据注释者理解的意思注释假名，使不谙汉学者也容易读懂宋籍。和式训点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为阅读新儒学典籍的基准，在宋学日本化和宋学普及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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