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雪漫天落下，雪中埋着火种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

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的长沙岳麓山，危楼之内，闻一多长衫灰袍，淡然的走上了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

彼时，谁又可以知晓，自己的明天会是，如何呢？

教室内座无虚席，女生悄悄拭泪，走廊上不断有学生跑来，用手捂着胳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最后一课”，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课了。

校医刚给他们种完牛痘，学生们即将远行云南，传说中的瘴疫之地。

  这一天是1938年2月18日，阴云连绵，半个中国狼烟飘荡，时代正深陷噩梦之中。

  在日军的相逼之下，北大、清华、南开，陆续迁至到了湖南，在此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时局的变迁，长沙也日渐，危险起来，校长们决定，继续向西南迁移，并且，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

湖南主席，因担心影响舆情，不同意师生南下，民国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此拍了桌子： 这些年轻人是民族的未来，不是你棋盘上的子。

危楼之内，闻一多已讲至尾声，他声音低沉：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等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来最灿烂的篇章。

这是，一位老师对于自己学生的祝福，也是在承诺着什么。

因为，闻一多他知道，中国不会是法兰西，永远都不会出现最后一课。

第二天，根据安排，师生分三路南下。

第一路乘火车由长沙到香港，由香港渡海至越南，再从越南绕道云南。

第二路由校长梅贻琦带队，护送从北平抢出的万册藏书和仪器标本。

其中，航天系两台飞机发动机便重达数十吨。

清华教授赵忠尧，从剑桥归国时，获赠了50毫克镭。

北平沦陷之时，赵忠尧他伪装作难民，将镭藏入咸菜坛，逃至长沙。

那咸菜坛里装着的，就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全部的家当。

而此次南行，他更是将装镭铅筒放入玻璃瓶，日夜抱在怀中，视若生命，等到达昆明的时候，胸前早已，深深印上两道血印。

前面两路人尚且不易，可着最后一路，更是最为悲怆。

267名寒门子弟，因无钱购票，所以毅然决然的，决定徒步3000里南下，以此明志。

队伍由11位老师带队，4名军官护送，搭船夜下湘江，从洞庭湖畔启程。

出发前，他们统一收到了，一双草鞋，一副绑腿、一把油布伞。

江南多阴雨连绵，学生们刚开始还打伞前行，后因不便，决定索性湿着棉衣，背着8公斤行李，泥泞而行。

队伍每天平均行进25公里，首尾相距十多公里，入夜时，要靠点数饭碗，确定无人掉队。

他们翻越了荒山，穿过了孤村，拉着铁索越过了激流，他们从冬天走至春天，出发时江岸还尚是枯草，等走到桃源县时，早已是满山桃花。

学生们以为误入桃花源，一直守在队尾的闻一多说，陶渊明时代这里算偏僻，可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还远十万八千里。

闻一多本可乘火车，但是，他选择陪学生们步行： “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很肤浅。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西南联大其实在路上便早已开启了。

地质老师一路讲解地貌，工科老师矿区指导冶炼，中文系写书《西南采风录》，师生们还收集了大量标本和200多首民歌。

所有学生，不分学科，统一受教，天地即讲堂。

医学系学生沿途治病，爱文艺的同学时常演话剧。

他们劝村民放弃皇帝牌位，并给小学生讲述新式共和。

绝望的时代，这支渺小的队伍，就像长夜中微弱的荧光。

他们行至贵州玉屏，县长贴出告示，借用民房，供师生借宿，在更远的安南县，县长无房可借，便将县衙大堂腾出，和师生一同夜宿。

即便是土匪，听闻学生经过，也传令不得侵扰。

两个多月后，跨越三省，翻越无数崇山峻岭后，队伍终于走到昆明东郊。

梅贻琦率队迎接，学生们见校长第一件事，便问何时复课。

负责护送的陆军中将黄师岳，向梅贻琦行了军礼： 我很荣幸，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

因为，大家都是知道的，学生是中国最后的希望。

复课之后，闻一多如约讲《楚辞》。

一学期有四十多节课，他只讲一首《天问》，然而，每节课都是人满为患。

每次，他只是，简简单单的读几句诗，其他便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有时兴起点烟，台下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

等到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更是满校轰动，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穿过整个昆明城，跑来旁听。

西南联大自创立起，便，早已立下了规矩：国文是必修课，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因为，大家都知道，若一个国家文字不存，文化更将不复存在，若文化不再，那谈何，国家民族？

所以，教授们统一决定，无论学什么，都要先修国文，打好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中文系迎新时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中文系，他们视中文为魂魄，自编教材，既有《论语》《庄子》，也有鲁迅和林徽因。

师生们课堂吵架是常态，期末考试也不过是一篇读书报告，教授们不重抄写背诵，更在意独创见解。

汪曾祺曾竭尽诗意写了一篇作文，沈从文批改时劝他朴素些：不要炫耀那些拗口的词句。

世纪的阴云徘徊难散，乱世之中，教育却开始回归了纯粹。

在西南联大，万事皆无定法，唯有学问为尊。

钱穆师的中国通史课，从不点到，却无人缺席。

冯友兰的哲学史不带讲稿，旁听的学生一度把窗户挤坏。

陈寅恪讲隋唐，因身体虚弱，总是闭眼说话，但连理科教授都跑来听，陈寅格“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昆明遭轰炸时，师生们搀着陈寅恪撤离，更是高呼“保存国粹要紧”。

老师们不看教材，不循旧例，许多老师把研究成果，编成讲义，边讲边和学生讨论，共同定稿。

师生们竭尽全力完成文明的交接。

盛世之时，大学是象牙塔，是伊甸园，无数学子沉沦迷茫，虚度光阴。

乱世之中，大学是遥远词汇，但却藏着最后的底牌。

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西南联大，教授西方文学，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

那些青年人，睡于茅草房，上课在漏雨屋，无钱早饭，便白水充饥，夜晚无灯，常跑到茶馆完成作业。

他们穷且乐天，杨振宁等学生，曾走街串巷，提筐收集废铁，幻想能炼钢，以此来建造小型回旋加速器，但直到毕业也才收铁百余斤。

1940年，更艰苦日子到来，昆明频遭空袭。

  师生们发明新词“跑警报”，学校根据轰炸规律调整上课时间。

警报结束，学生们便争分夺秒返回课堂。

后来，有经验的学生，每天早起看天，只要天气晴朗便背水带干粮，夹一卷温庭钧或李商隐的诗集赶赴郊外。

太阳落山，再从容回校。

外国记者记录西南联大：看那个校舍啊，看他们吃的东西啊，真是很差。

但是，若看学习精神，太平时代都赶不上他们。

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炸毁大部分校舍。

文学院教授吴宓，就在月明夜开课。

月光微凉清冷，他在日记写下： 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西南联大藏万卷书，亦藏浩然气。

建校初，因校舍不足，授课地遍布城中，师生们调侃：昆明有多大，联大有多大。

1940年后，空袭增多，老师们远避城郊，住得更为分散。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尼姑庵，政治学家张奚若住祠堂，费孝通住在旧厢房，厢房下方，一半是厨房，一半是猪舍。

华罗庚住防空洞边，一次轰炸土洞崩塌，华罗庚大半身埋在土中，所幸被人挖出。

在昆明北郊，闻一多一家八口住在不足20平米的储物间。 听闻华罗庚无处可住，闻一多又在中间装了帘子，塞下华罗庚一家六口。

  生活实在不便，华罗庚最终在西郊租了个竹棚。

竹棚一楼是牛圈，牛在楼下挠痒，楼上便地动山摇。

每天清晨，这些老师从昆明各郊区，徒步前往学校。天寒路远，但无人言苦。

华罗庚便在竹棚里写出《素数论》，王力在灶台边完成《中国现代语法》，费孝通在轰炸中研究农村经济，他已想得很远“抗战后我们要怎么建设国家”。

1940年，昆明物价涨了300倍，联大教员薪金只增5倍。

据传闻，曾有乞丐缠住朱自清，朱自清表明教授身份，乞丐尽掉头离去。

迫于生计，费孝通上街卖大碗茶，吴大猷到菜市场捡牛骨，闻一多在家中为人刻印章，而梅贻琦的夫人沿街卖米糕。

那米糕取名定胜糕，生活凄寒，但所有人心志坚定。

闻一多蓄髯明志，称抗战不胜绝不剃去。

钱穆写《国史大纲》，开篇写道：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而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家乡兵时，亦是壮怀激烈： 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

1943年，局势最危时，西南联大大四学生834人，全部参加远征军，奔赴前线，包含梅贻琦的子女和侄子。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结业典礼。

他们决定在第八个青年节，重新北上，复兴一切。

年轻人最后唱了西南联大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两个月后，闻一多被枪杀，阴云尚未到消散之时。

此后，那些西南联大里的年轻人，就已经，被卷入时代乱流，开始了各自的宿命。

若干年后，他们中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1位两院院士以及一百多位人文大师。

他们开启了我们的时代。

当年南迁时，梅贻琦说，我们的责任，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而那个灵魂便是校训：刚毅坚卓。

外交可以斡旋争端，战争可以决定主次，然而真正要撑过一段灰暗时代，终究要靠一代人。

很多年前，灰雪漫天落下，雪中埋着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