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类”的读书郎

以下文字均选自纪国泰先生的《西道孔子——扬雄》。

                      一个“另类”的读书郎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掉蜀国以后，置蜀郡，改郫邑为郫县，以张若（传说为张仪之子）为蜀郡守，兼领郫县令。秦汉时期的郫县，辖有今天郫县全境、温江和灌县大部以及彭县的部分地区。秦孝文王及庄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守，治理岷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并且“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使包括郫县在内的整个川西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令世人羡慕的“川西上五县”（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如果按照秦汉两代的行政区划，大都属于郫县的辖境。

　　从都江堰“宝瓶口”别出的岷江之水，习惯上被称作“内江”，与经青城大桥流过的岷江正流——“外江”相对。今日的“内江”，在都江堰渠首即分为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江安河几派。“内江”的几派，全部流经秦汉时期的郫县境内，故在一些古代文献上，所谓“郫江”，往往是指整个“内江”各派，而不是专指沱江的源头——柏条河。

　　走马河蜿蜒东下约四十里，便流到了蜀郡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古代蜀中地名，大多与桥梁、堤堰有关。这里的“五陡口”，是指走马河上别支流的大堰，“白鹤”是指抬升河水用作灌溉的小堰。如果换做今天的行政名称，应当是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

　　位于走马河畔的白鹤里，西距岷山东麓的江源亭（今都江堰市）约四十里；东距郡治成都约七十里，距县城约二十里；过河往北行约二十里，便是位于柏条河畔的沱口亭（今唐昌镇）；往南约二十五里，是郫县与江原县（今崇州市）接壤的万春亭（今温江县）。白鹤里有大片湿地，林木蓊郁，沟渠两旁多为桤木、杨树。树上栖息着一群群白鹤，故堰名“白鹤堰”，里以堰名，故称“白鹤里”。

　　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白鹤里的住户不过三十来家，以何、罗、曾、郭四姓为多。元鼎二年（前115），一户“杨”姓人家迁来这里。一家两代四口，老少两对夫妇，父亲年约五十，儿子二十四五岁。里中有杨姓人前来攀亲，主人告诉他说：我们是提手“扬”，不是木头“杨”。有人说：“还有这个怪姓么，没听说过。”更让邻居们觉得怪异的是：那个自称叫“扬季”的主人，不仅生得白白净净，而且细皮嫩肉的，讲起话来斯斯文文的，行动举止温文尔雅，怎么看都不像个庄户人家的男子汉。

　　给乡亲们的怪异印象，扬季从来不作解释。相处久了之后，邻居们都觉得扬家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待人和善，尤其是一家人都识文断字，有个写写画画的事需要帮忙，扬家人从不推辞拒绝，而且总是做得比自己要求的还要周到。

　　扬季一家在白鹤里买了一百来亩田地，一座五亩地宽的小青瓦四合头院子，论家产，也算得上个小地主了。但父子俩都坚持下田耕作，只有驶牛踏耙这类农活和收割栽插的农忙时节需要请人帮工。因为汉朝只种一季庄稼，虽说是一百亩田地，按今天的亩制，其实是四十多亩，因此父子俩也管理得过来。乡亲们还发现一个秘密：扬季父子很少上街赶场，农闲时节，院子里总是书声琅琅的。大家心里纳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家人呀？

　　扬家亦耕亦读，但从来没有“出过人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就在扬季迁来白鹤里的七十年之后，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才”诞生了。一、神童出世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扬雄降生在蜀郡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一个“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家庭。

　　当扬雄父亲扬凯听接生婆告诉他，生的是个男孩时，扬凯竟然喜极而泣，连声念叨着：“扬家有后了！扬家有后了……”

　　从扬季到扬凯，扬家已经四代单传。在扬凯还不到二十岁时，父母就先后去世。守孝三年之后，二十四岁的扬凯娶了第一房妻子王氏。发妻王氏嫁到扬家，两年之后才怀上孩子，想不到却因为难产断送了母子两条性命。第二房妻子田氏，是县城头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田先生仰慕扬家家风把女儿嫁到乡下，田氏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贤惠有加，还能识文断字，夫妻相当恩爱。但这位田氏夫人就是肚皮不争气，嫁给扬凯五六年了，莫说生个小子，就连丫头也没有生过一个。尽管扬凯从来没有抱怨过她，但她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这不能生育的事让她自感“罪孽深重”，长期的精神折磨使她实在受不了，竟然上吊寻了短见。

　　田氏的死使扬凯痛苦极了。让扬凯最难忍受的，是两房妻子的死使他背上了“克妻”的恶名。这样一来，附近那些家务稍微殷实或者家风较好的人家，谁还愿意把自己的黄花闺女嫁给这个命里“克妻”的男人呢？“扬雄故里”石牌坊鳏居几年之后，扬凯就快四十岁了。扬家四代单传，扬凯自感接续祖宗香火的责任重大，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再娶。有人给他建议：要娶门户相当的坝头姑娘，怕是很难；找个远方的山区女子，那就很有希望。第三房妻子李氏，是临邛一个山主的女儿，虽是山区的女子，却不仅模样标致，而且知书识礼，比扬凯要小十二三岁。

　　结婚刚满一年，李氏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扬凯咋不喜极而泣？

　　儿子来之不易，扬凯一定要给儿子取个好名字。他想了好多个名字，都被他自己给否定了。在跟妻子商量的时候，李氏说：“别着急，等我坐满月子之后，带孩子回一趟娘屋，请他舅姥爷给他取名字吧。”

　　李氏的舅舅，姓林闾，字翁孺，是一位学问非常渊博的读书人。林闾先生不仅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还对古文奇字、古代方言很有研究。听说早年曾跟严遵一起在成都读书，都是“石室文学精舍”的学生。林闾跟严遵，不仅学习上的爱好相同，而且对政治问题，对人生追求，都有非常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学而不仕。

　　林闾先生给扬凯的儿子取名“扬雄”，取字“子云”。林闾告诉扬凯：“你儿子这姓名和字，可以将汉高祖《大风歌》的内容概括无遗。《大风歌》的第一句是‘大风起兮云飞扬’。《说卦》云‘巽为风’，《逸经·易类》云‘巽为扬’，可见这‘风’与‘扬’意义相关，而‘风’与‘云’意义亦相关。《大风歌》的第二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雄’即‘猛士’。天子盼‘猛士’以安天下，‘猛士’待圣明天子以展志向。你以为如何？”

　　听了林闾的解释，扬凯一迭连声地说：“谢谢舅舅，谢谢舅舅……”

　　母亲李氏是扬雄的启蒙老师。

　　在扬雄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不到四岁，扬雄就已经能够全文背诵《诗经》了。母亲又给他说《春秋》故事，讲舜和象的故事，还给他讲解《论语》中做人的道理。扬雄还不到十岁，就已经能够全文背诵《诗经》、《尚书》、《春秋》、《周易》、《论语》的“经文”了。《周易》、《尚书》那样佶屈聱牙的文字，即使大人念起来也很难成句，而小小年纪的扬雄却能将它们全文背诵，这实在叫父母感到惊奇和欣慰，而母亲李氏心里又有了新的打算。扬雄故里的扬雄石雕像扬雄十二岁那一年，母亲带着他回到临邛的娘家，并且在临邛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二、师从林、庄

　　扬雄常听母亲谈起这位舅姥爷，但这次是他懂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心仪已久的林闾先生。当母亲李氏对她舅舅说起，想让雄儿留在临邛让舅姥爷教他学习的时候，老先生没有拒绝，只是沉思半晌之后，对外甥女说道：“我对经学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成就，这你是知道的。要望雄儿明经入仕，还得送他到成都石室文学精舍接受专门的培养。不过，那得等他长到十五岁才有资格入学。那就这样吧，让我先教他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知识，把底子打牢靠，对他以后解读经书和做学问，一定会有益处的。”扬雄就这样成了林闾翁孺的学生。

　　林闾翁孺是蜀中非常了不起的杰出人才之一，其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更是超越时贤。

　　文翁任蜀郡太守，历景、武两朝，前后达三十余年。文翁是汉代少有的好官，其成就沾溉后人直至今日。文翁治蜀，大兴水利，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更为杰出的是，他兴仁政，重教化，选送张叔等十八人到京师接受经学教育，让这些人回来以后担任经学教师，数年之后，蜀中“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到扬雄生活的时代，一百多年过去了，蜀中人才辈出，“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以辞赋著称于世者，有司马相如、王褒；以官声卓著为人敬重者，有何武、王延世；以才德杰出却甘为隐逸者，有严遵、李弘、林闾。关于林闾，《华阳国志》说他“善古学”，并说他是了解“车之使”的职责和作用的人，而“车之使”的职责和作用，连被天下人公认最博学而且担任着朝廷秘阁首长的刘向也不了解，足见林闾“古学”修养之高、造诣之深。

　　年过半百的林闾，见到稚气未脱的“雄儿”，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而雄儿对这位慈眉善目的舅姥爷竟是既敬佩又畏惧。在听过林闾先生讲解《周易》之后，扬雄觉得，舅姥爷的不少说法，竟跟他先前在书上读到的很不相同。而林闾先生对《汲冢周书·文传》上所载“人定胜天”的解说，更让扬雄大开眼界，林闾先生说：“定者，安也；天者，至高也。所谓‘人定胜天’，是说使天下百姓人心安定、生活安乐，这是治理天下的人，第一重要的职责。汉兴以来，唯孝文皇帝差强人意。孝武以来，皇帝奢侈，官吏贪鄙，朝廷穷兵黩武，郡县残贼公行。不少所谓‘贤良方正’者，策非甲科，行非孝悌，徒有附翼谄谀之能，绝无富国安民之德。先圣‘人定胜天’的教诲，全被置诸脑后了。”望着先生愈说愈激动的面孔，扬雄亦若有所悟了。

　　有一天，林闾先生问扬雄：“你知道‘仁者无敌’是什么意思吗？”扬雄回答道：“孟子的意思是说，人君施行仁政，则天下百姓归心，为其所用，故周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若人君以有天下而虐民，则天下百姓离散其心，乐其速亡，故桀、纣以万乘而失天下。是这样的吗？”林闾拍着扬雄的肩膀，用赞许的口吻说道：“孟子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人君固然如此，普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能以仁爱之心待人者，人待之以仁爱之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怀仁心者必不贪，不贪则不争。与世无争，何敌之有？无敌则身安。人生一世，能得身安，尚复何求？故仁爱之心，不可须臾不在。”听林闾说完，扬雄躬身一揖，说道：“雄儿谨遵教诲，请舅姥爷放心。”

　　在林闾先生处，扬雄第一次知道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是怎么回事。林闾告诉扬雄：“今文经典，受之人口，自然不免文字衍脱、篇次倒错之弊。古文经典，存于孔壁，历数百年之久，亦难免简断蠹蚀而残缺不完。即以今文而论，《诗》有三家之传，《易》亦有三家之传。授经典者，若斤斤计较于经典文字篇次之异，置圣人著书之宏旨于不顾，尚复何益？若各持门户之见以标新立异，岂不贻害后学？今之儒生，大多为了应付考试需要而投朝廷经师所好，训诂则一字千言，章句则全非经旨。究其缘由，实为古文、今文之争所害。圣人著书，是为人君人臣人子提供治国治家、为人处世的借鉴。读圣人之书者，自当于领悟圣人用心处用力。”

　　林闾大概不会想到，他这番关于“今古文之争”的宏论，不仅使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而且竟然因此影响了扬雄一生的命运和成就。

　　其实，林闾是“深好训诂”的。不过，他的“好训诂”与别人完全不同。其不同在于：

　　第一，对象不同。别人训诂的对象，多为供“发策决科”之用的儒家经典；而他训诂的对象，多为世上罕见的秘闻奇书，如《方言》之类的东西。

　　第二，目的不同。别人为经典作训诂，是为了猎取“明经”的名声，以达到被“察举征辟”的目的；而他为《方言》作训诂，是为了“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而知天下风俗”。

　　第三，方法不同。别人为经典作训诂，往往投朝廷五经博士之所好，不惜一字千言而曲尽其妙；而他为秘闻奇书作训诂，总是追本溯源而穷究本真。

　　客观地说，林闾翁孺不是一位经师，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语言文字学家。说他“善古文”，是说他精通篆籀之类的上古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古文”最具图画性质，最能反映它所记录的上古汉语词汇的本义。这为他著《方言梗概》以“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扬雄在临邛师从林闾翁孺的最大收获并不在经学上，而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以及他作《训纂》、著《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无疑都是因为受到林闾的巨大影响，并且是因为林闾给了他悉心的指导。后来，扬雄在与刘歆谈著《方言》的由来时说：

　　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才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扬雄：《答刘歆书》。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甚至可以说，扬雄著《方言》，是替林闾了却心愿，并且是在林闾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一晃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林闾把扬雄叫到书房，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不是老夫撵你，我这里再没有值得你学习的东西了。五经之中，《易》为首经，可是一般人只是将它视为卜蓍之书。经师们讲《易》，大多没有说到点子上，有的简直是在打胡乱说。依老夫之见，蜀中精通《易》学的人，莫过于严遵君平先生。严先生虽与我同学，却要年轻我十来岁。此人祖籍临邛，他父亲那一代才迁居你们郫县的。如果你愿意，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不知你意下如何？”扬雄深知舅姥爷一片肺腑之言，内心不胜感激，于是拱手一揖，答道：“雄儿听凭舅姥爷安排，一定不负你老期望。”

　　十五岁那年，扬雄拜在了严君平门下。

　　严君平本来姓庄名遵，字君平。因班固著《汉书》时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写作“严君平”，故后世也多称“严君平”。在中国文化史上，严君平算得上是个典型的“怪人”。他的“怪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宗道家老子之学，却又不排斥儒学。《史记·老子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排斥）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严君平才德卓异而终身不做官，这一点很像老子。但是，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其中不少内容大谈治国之道、为君之道，这一点又颇似孔子。

　　第二，博通五经、周游天下，却宁操卜蓍贱业。《汉书》说严君平“博览，亡（无）不通”，《水经注》所引李固书信中说：“昔严夫子常言：经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足见严君平是一个博通儒家五经而且周游天下的杰出人才。要知道，在严君平生活的时代，不少读书人凭着“通一经”就能平步青云，或为经学博士，或为公卿大夫；与他同时的郫县同乡何武，就是凭着“诣博士受业，治《易》”而官至副宰相并封汜乡侯的。而严君平却宁操卜蓍贱业，以替人占卜挣钱来维持生计。

　第三，既以占卜维持生计，却宣扬吉凶祸福不由天定。在今天看来，占卜跟测字、算命一样，都是迷信职业。严君平虽然以占卜为生计，却宣扬“患生于我，不由于人；福生于我，不由于天”，甚至说“伺命在我，何求于天”严君平：《老子指归》卷十。。严君平的占卜方式，跟其他人更不相同。《汉书》说：“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原来，他是借为人占卜这种“贱业”来引导人们向善。

　　第四，既以为人占卜维持生计，却只要挣够饭钱就关门义务讲学。社会上一般的迷信职业者，不仅骗人，而且贪婪。可是严君平每天只要挣够了饭钱，就关门闭户，在家里搞义务教育，给人讲授《老子》。这就是《汉书》所载：“裁（才）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同上。

　　第五，地位卑微却令人敬畏。按常理，像严君平这样的社会“下九流”，要想得到县令的接见都很难；然而，事情却打了个颠倒，很多官员，包括郡守、州牧在内，要想被严君平当做客人来礼遇，竟然非常不容易，要想让严君平给他们做幕僚，就更是非分之想了。《汉书》记载，益州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省长）李强“至蜀，致礼与（严君平）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第六，著述不多却影响深远。按一般说法，严君平存世的著作，只有《老子指归》（或称《道德指归论》）一书。野史则说他还著有《周易骨髓》一书。应当说，即使他果真有两部书传世，也确实是不多的。但就是一部《老子指归》，却在中国《易》学以至于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老子指归》明代刻本刘凤的序文，称严君平此书“辩讨微邃，持论悠畅；几识溷变，藏往知来；与鬼神谋，阴阳为使……自为一家言”。民国初年，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刘咸炘，在其《蜀学论》一文中说，自古以来对《易经》的研究“蜀为特盛”，而其研究成果，则“大义精于君平，而诸儒多沿施孟”。当代学者认为，“严君平可说是蜀学的开山祖师”冯广宏：《蜀学开山之作》，载《蜀学》第四辑。。

　　如此众多的“怪异”现象集于严君平一身。了解严君平其人身上的这些“怪异”现象，对于我们了解师从严君平达六年之久，并以严君平为人生偶像的扬雄，在他以后一生行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异端”的思想和“另类”的行为，肯定是很有必要、也很有帮助的。

　　严君平比扬雄年长三十余岁。当扬雄初次面对这位年近半百的先生时，心里免不了会有几分敬畏。但不久之后他就发现，君平先生其实比他的舅姥爷林闾先生还要慈祥，还要平易近人。尤其令扬雄欣喜的，是君平先生讲授的内容和讲授的方法。君平先生讲授的，都是扬雄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先生又总是能把那些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而且生动有趣；有些看似浅显的道理，在经先生分析之后，竟然是非常地奥妙神奇而引人入胜。

　　严君平讲授《周易》，完全突破了孔子“十翼”的范围，他告诉扬雄：用“十翼”解读《周易》，虽然有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的妙处，但是仍然难以揭示《周易》天地人三位一体、和谐共存的这一内涵和本质。他鼓励扬雄对《周易》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严君平给扬雄讲授《老子》，基本内容是他所著的《老子指归》。该书共三十五篇，约十万字。严君平运用《周易》阴阳变化的原理解读《老子》的“道”和“德”，于“道”、“德”之外，创造出“神明”、“太和”两个新概念。

　　在严君平的解读中，道、德与神明、太和属于同一范畴；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严君平借“一”这个道家的重要概念来予以说明。

　　至于“神明”、“太和”究竟是什么，严君平分别用“我”和“生”来说明。

　　在严君平看来，物质形态的“我”，不过是精神意义的“神”（神明）的表现形式；“生”则是“神”赋形于“我”的手段，亦就是“太和”。用现代科学术语来理解严君平的这一观点，所谓“神明”，就是支配万物得以生成的自然规律；所谓“太和”，就是表现万物形态的遗传基因。无“神”物不得生，无“和”物尽混同，故曰“神明为宗，太和为祖”。物有万般形态，皆由于“太和”。

　　扬雄后来所著的《太玄》、《法言》中，严君平的影响无处不在。

　　严君平给扬雄的巨大影响，除哲学观念之外，还有政治理念。“无为而治”是严君平政治理念的核心精神。

　　他提倡治国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他说：

　　尊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严君平：《老子指归》卷九。

　　如果单就“治国之无为”这一点来说，应当是道家学派共同的政治理念，绝非严君平的创见。严君平的贡献在于，他大大发挥了道家的这一政治理念，具体阐释了“无为而治”的旨趣，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国君“修身正法，克己任人”，尤其是治国应当“随时循理，曲因其当”等具体的执政原则。

　　扬雄受严君平“修身正法”、“随时循理”观念的影响最大最深。

　　扬雄晚年，亲眼目睹了自成帝以来朝廷的一系列腐败行为，而王莽长期以来的“伪装”，又给了他王莽其人“内圣外王”的假象，以致使他对王莽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他把有“龙”之名而无“龙”之实和有“龙”之实而无“龙”之名，都叫做“象龙”，并且说“象龙之致雨，难矣哉”，从而指出：政治的核心问题（“政核”）是要杜绝“真伪”莫辨的现象，因为“如真不真，伪不伪，则政不核”（《法言·先知》）。扬雄和严君平都认为，“立政”必须“立身”，即皇帝的个人修养对国家政治的好坏具有决定作用。“龙”就应当能“致雨”，“象龙”则名不正、言不顺，故难“致雨”。

　　从扬雄一生的哲学观念来看，受严君平“随时循理，曲因其当”思想的影响最深。这种影响，既反映在扬雄的《太玄》中，也反映在他的《法言》中，以至于使他后来敢于向封建社会制度的支柱——封建“治统”挑战，作出“仕莽”、“美新”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

　　扬雄后来发展了严君平“随时循理”的思想，演变为一套“因循革化”的哲学理论。

　　他在《太玄·玄摛》中说：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扬雄在这里所阐述的“因循”（因袭继承）与“革化”（改革变化）的关系和重要性，不仅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代表了他的历史发展观。这段话告诉人们几个基本道理：第一，对待“道”的态度。不能将“道”视为一成不变的死教条，应当有“因”有“革”，既要继承也要改革，即所谓“有批判地继承”。第二，了解“因”与“革”之间的关系。有“因”有“革”是为了“得天道”与“驯（顺）天道”，但“得天道”才是目的，“驯天道”只是手段，故“革”比“因”更为重要。第三，掌握“因”与“革”的原则。由于“因革”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因此“因”要合理，“革”要适时。

　　在《法言》一书中，扬雄把他“因循革化”的思想和理论阐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问道》）扬雄主张：当“法度彰”、“礼乐著”时，治国者应当“因循”守道；而“法度废”、“礼乐亏”时，治国者就必须“革化”图新。即使“因循”，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尽管扬雄对孔子和孔子的“圣人之法”推崇备至，但他仍然反对把“圣人之法”看做教条，反对固守或者机械地照搬“圣人之法”，他说：“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又说：“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并且强调“圣人之法，未尝不关盛衰”（《先知》）。

　　如果说扬雄所受的儒学教育，使他坚定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那么，师从林闾、严遵，则使他掌握了“因循革化”的政治手段。扬雄后来将严君平传授的扬雄故里的“子云亭”新道学用于对儒学的研究，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儒学——“玄学”。其《太玄》、《法言》都是在这种“新儒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三、不务“正业”

　　二十来岁的扬雄，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胸怀远大的青年了。

　　但是，这位杰出青年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为获取“明经”声望的“训诂”和“章句”上下工夫。

　　汉代读书人步入仕途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察举”，一是“征辟”。“察举”与现在推荐考大学相当，“征辟”与现在的人才招聘类似。

　　掌握“察举”大权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如朝廷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大将军）和地方的“牧守”（州牧、郡守），他们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被“察举”的，一般都是享有“明经”声誉的读书人。“明经”即通晓儒家经术。是否“明经”，主要看儒生所作“章句”文章是否符合朝廷经学博士的要求。被认为是“明经”的，还得由“三公”或“牧守”推荐，才有资格参加朝廷举行的“策试”。“策试”又分“射策”和“对策”两种内容和形式。“射策”是由主考官将几套不同的题分别写在几个简策上，由应试者随意抽取一套题作答，类似现代的“选答题”。“对策”是由主考官以皇帝的名义拟的题，要求应试者就某个方面的政事表达自己的见解，类似现代的“必答题”。

　　这就是《文心雕龙·议对》所说：“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皆‘议’之别体也。”

　　考试录用的办法是：“对策”考试的第一名可以立即授官，“射策”考试获得甲等的那一批人可以等待朝廷授官。汉代的许多大官，都是经历过“察举”和“策试”被选拔为官的。如汉文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公孙弘、董仲舒，汉元帝时的韦贤、韦玄成父子，汉成帝时的何武等。由于“察举”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必须以“明经”为条件，所以被称为“明经取士”或者“明经射策取士”。

　　“征辟”是朝廷和高级官吏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选才制度。由朝廷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干的人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聘任为吏（办事人员）的叫“征”；由地方高级官吏把有声望、有才能的人聘用为自己幕僚的叫“辟”。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察举”类似于今天的“招干考试”，选拔的是干部（官员）；“征辟”则类似今天的“招工考试”，选聘的是工人或办事员。至于被“征辟”以后的人，能不能做“官”，尤其是做大官，那就要看各人的练达和机遇了。如汉成帝时的谏大夫谷永，“少为长安小史”（一个小小的书记员），后来被元帝时的御史大夫繁延寿“举为太常丞”（仅由办事员提拔为科长）。繁延寿提拔谷永，是因为谷永“博学经书”之后，被繁延寿“闻其有茂才，除补属”，即听说谷永有了“明经”的声望之后才提拔他当干部的。可见“明经”对汉代知识分子有多重要。但是，事情亦不尽然。例如，王莽、董贤都不曾以“明经射策”入仕，都曾经跟扬雄一样被“征”为官卑职小的“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但是，王莽凭借外戚身份和取悦王凤、王商两位专擅朝政的叔父，只当了一年不到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由射声校尉而当了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以至篡汉自立。董贤则凭借一副漂亮的脸孔，被喜欢男色的双性恋者汉哀帝宠幸，也是当了不到一年的黄门侍郎就一路升迁，竟然做到了统帅全国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而扬雄就因为少了一张“明经射策”的“大学文凭”，尽管他后来名声很大，也只能在黄门侍郎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三十年，可谓创造了中外仕宦史上的一大“奇迹”。

　　二十岁时的扬雄，硬是不作博取“明经”声誉的打算，偏偏“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班固：《汉书·扬雄传》。。这就如同当今的有些高中在校学生，眼看面临高考了，却就是不愿意学习高考的考试内容，偏偏对那些与高考无关的事情感兴趣一样。

　　此时的扬雄对辞赋着了迷。

　　扬雄最初酷爱的是蜀郡同乡司马相如的赋，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他简直被赋所描写的壮阔气势迷住了，尤其是赋中大量的对偶、排比句式将气势烘托得异常壮美，例如：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受司马相如赋的影响，扬雄模仿其语言和结构，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其中酷似《子虚》、《上林》的，是《蜀都赋》，以至后来汉成帝见到后，也疑为司马相如所作。

　　青年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远远不及他对屈原的推崇与爱戴。扬雄不仅爱屈原的文章，他更爱屈原伟大的人格。他为屈原的死深深惋惜，他模仿屈原的作品，创作了一系列“骚体”作品：如模仿《离骚》而反其意写作了《反离骚》，模仿《离骚》而发挥自己感情写作了《广骚》，又模仿《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屈原作品而写作了长篇大赋《畔牢愁》。

　　扬雄笃信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又深受老子道家“清静无为”以保其身思想的影响，所以对屈原投江殉国的行为表示不理解，以致对屈原的死，发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沉）身哉”的慨叹班固：《汉书·扬雄传》。。但是，屈原的才和德在青年扬雄的心目中，始终是非常崇高的。他把写作好了的《吊屈原文》带到都江堰，将竹简一片一片地投入岷江，以此吊唁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在扬凯看来，儿子的这些行为简直是“不务正业”，照这样下去，自己想靠儿子重振家声的希望必然会落空。有一天，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自你高祖爷爷扬季迁居郫县以来，我们扬家已经四代没有人做官了。高祖爷爷曾经是二千石的太守，他的后人竟然没有一个做官的，这样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吗？再说，我家五世单传你一个男丁，你的天分很高，又饱读经书，这光耀门庭的责任，不靠你靠谁啊？”听父亲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扬雄也非常认真地对父亲说道：“请爹爹容儿子禀告其详，说得不对，任凭爹爹责罚。你应当比孩儿更了解当年高祖爷爷辞官不做的原因吧。那你说，当今朝廷比孝武帝时候如何？你不是说过，高祖爷爷曾有过遗训：扬家子孙耕读传家，但不要做官吗？”见儿子搬出“祖训”，扬凯竟一时语塞，不能再往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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