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在政治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适逢东汉帝国发生大变故之际。
董卓被诛，王允、吕布之徒控制长安，开始了对凉州势力的大清洗。京中董卓党羽被屠戮殆尽，剩下最有实力的是驻守在陕地的董卓女婿牛辅。贾诩此刻便在牛辅军中，任讨虏校尉。牛辅迎战吕布率领的“中央军”，队伍人心涣散，逃跑途中为部下所杀。事先被牛辅分兵出去的校尉李傕、郭汜等人没了主心骨，打算解散部队，潜回老家。他们的想法大概是树大招风，当个平头百姓，不惹“朝廷”注意，或能苟活于世。人心惶惶，树倒猢狲散，各自逃命去吧。贾诩把他们拦住了。
贾诩说：“听闻长安那边的意思是要杀尽凉州人，各位就这么单独回去，一个亭长就把你抓了。不如集合部队，打到长安去，为董公报仇。成功了呢，咱们扶保国家，征讨天下；不成呢，到时候各位再逃命也不晚。”
大伙儿一听，有道理。
结果怎么样？李傕等人率兵攻占长安，反过来对王允等“保皇派”清算，这些兵匪在城中烧杀抢掠，以至于“杀之悉尽，死者狼藉（语在《三国志·董卓传》）”。
论及长安之乱，裴松之认为贾诩是罪魁祸首，他杀回长安的建议非仁人利博之言，乃是祸乱之源。（见《三国志·贾诩传》之裴注）毛宗岗父子更说：“只贾诩一言，便使长安大乱。武士兵端，起于说士舌端。可畏哉！”（《三国演义·第九回》之毛批）贾诩确乎罪责难逃，虽然这并非他的主观意图。
事实上，李傕等人控制了长安，感念贾诩的谋划，是要给贾诩封侯拜相的，贾诩却一再推辞。推辞的表面理由是，当初建言只是为了保命，不敢居功，且自己名望不够，不能服众。大概是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一而再，不好再而三，最后贾诩勉强出任尚书。期间，贾诩调整人事，努力想使政局回到正轨，此举据说好评如潮。面对这些悍将，贾诩动之以理，左右逢源，一开始他们都还听得进去，所以局面波澜不惊。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还是失控，贾诩母丧去官，李傕、郭汜等人开始了窝里斗。争斗不止，胜负难分，他们再请贾诩出来收拾烂摊子。贾诩当了和事佬，却不愿再做挡箭牌，斡旋天子出逃之后，自己也去投奔了同乡的军阀段煨。
人算往往不如天算，当初的贾诩大概是没有算到这样的结局。实在保不了江山社稷，先保下天子陛下吧。当然，自己也得保命。生逢乱世，保命贾诩早就会了。年轻的时候，路遇氐族叛军，同行数十人都被抓去杀了，他谎称自己是太尉段颎外孙，许以重金来赎，氐人畏惧段颎威名，竟真放了他，“盟而送之”。贾诩并非生长于世族大家，大概没有天然的家国天下使命感，至少没荀彧之侪那么强烈。先留得有用之身，才可能去匡扶社稷；政治理想要照进现实，前提是得手里有权。对贾诩这样寒门出身的人来说，人生遭际很可能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和思维烙印。经历过命运磋磨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学会了洞悉人性。终其一生，贾诩用谋多是基于对敌我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局势的精准判断。比如离开段煨转投张绣，比如助张绣小胜曹军，比如官渡之战前替张绣决定绝交袁绍而投降曹操。
果断离开段煨，因为看到了段煨猜忌，久留则性命堪虞，离开正遂其意；去投靠张绣，因为张绣缺大谋士，去了是恰逢其时，张绣会欢迎之至。两全比美。结果证明了他的判断无误，段煨善待他留下的家人，张绣对他以礼相待。
曹操征伐张绣，大军来势汹汹，却又突然撤退。张绣去追，贾诩判断其必败；战败归来，贾诩反而催促再追，果然胜利而还。张绣百思不得其解，何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卒追胜兵却嬴。贾诩说，第一次不让你去追呢，是因为曹军撤退，曹公必定亲自断后，我方虽精兵良将，却非曹公对手，所以追必败。第二次让你去追呢，是因为曹公打将军并无失策，还没有尽全力交战却退军，一定是他后院失火；既然打败了你的追兵，曹公必星夜兼程回国，留别的大将断后，这些人就不是将军你的对手了，所以再追必胜。这一操作过后，张绣服了。
袁曹官渡对峙，袁绍派人来联合张绣。张绣还没来得及同意，贾诩果断表示拒绝，说袁绍连自己的兄弟（袁术）都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别人呢。要知道这时候按军事实力对比，袁强曹弱，此前已经跟曹操交恶，如今得罪了袁绍，那还了得。怎么办？贾诩说：好办，投降曹操。拒绝强大的潜在盟友，投降弱小的仇敌，这对张绣和常人可是石破天惊，想都不敢想的事。高明的谋士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循规蹈矩，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面对惊慌失措的张绣，贾诩从容说道：将军正说出了我们之所以要投降曹操的重要原因；我们这些人马，放到袁绍那不过锦上添花，人家不会太看重，放到曹公那可是雪中送炭，曹公一定欢喜。选择投降对象，一般人考虑的是去抱大腿，贾诩考虑的是过去以后能成为臂膀。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况袁绍这大腿看上去粗，却未必能站得稳。贾诩断定，曹操有霸王之志，必有容人之量，不会计较个人恩怨，还得拿张绣当招揽天下贤才的活字招牌。张绣投降之后，曹操果然礼待，贾诩则成了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之一。
加入了曹操的智囊团，贾诩和荀彧、郭嘉等人统一意见，认为曹操有必胜袁绍的优势。官渡之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史称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对阵临敌，兵力自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以少胜多倒无疑意；但强弱之辨，主将谋臣之人的区别，往往更起关键作用。兵多未必强，兵少未必弱。正如赤壁之战，胜负易手，说明兵力并不一定是最终决定因素，还有天时地利，更兼人谋。
征讨江东前，贾诩建议在荆州休养生息，靠综合国力的比拼使其臣服。然曹操赤壁虽败，并不代表贾诩就一定是对的。当时的局面，韩遂、马超盘踞关陇，孙权、刘备觊觎荆州，恐怕由不得曹操安稳立足；趁热打铁，快刀斩乱麻，打江东是曹操基于全局判断做出的决定。这是裴松之的观点，窃以为在理。且孙权人杰，率江东之众，不靠武力，恐怕很难使其就范。贾诩虽长于工心，但作为谋士和战略家、决策者的曹操比，视野和角度毕竟不同。后来打败马超，倒是贾诩献得离间计，这是他的长项。
贾诩对曹魏集团做得最关键决策是支持曹丕争储。曹植久负才名，看上去胜算最大。曹丕问计于贾诩，贾诩的建议是：“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这段话可以作为储君或继承人的行为规范！总结起来，是“德”、“才”、“勤”、“孝”四个方面。对储君而言，既要有人君气宇，又要有子民态度。这就是火候，这就是分寸。有人君气宇才能承社稷之重，有子民态度才能让老的放心交权。父死子继，于国于家，是事业的延续；选接班人，对君王个人来说，是提醒他人生和政治生命的即将结束。君王考虑的，是政策的延续性和个人身后评价的问题。
贾诩活了七十七岁，寿终正寝，在曹魏集团谋士中属长寿的。其谋略未必最高，但可能是最会明哲保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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