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By Edward W. Said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reductive)的类别。

班达对于知识分子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潮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

他（班达）说， 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和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听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米尔斯：）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防止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近代传播工具[即近代的代表/再现系统（modern 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以见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没了我们，因此新鲜的感受现在包含了有能力持续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这些大众艺术和大众思考的世界愈来愈迎合政治的要求。那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努力必须集中于政治。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体验。

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被资讯或媒体工业所具体呈现的大众政治的代表簇拥前同行；愈来愈有力的媒体流通着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不只是媒体，而且是要保持现状的整个思潮，使事情维持于现实上可被接受、批准的范围内），而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揭穿（unmaskings）或另类版本，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

米尔斯的主要论点是大众与个人的对立。大组织的势力（从政府到集团）以及相对的弱势（不只是个人，而且包括了从属阶级，弱势者，少数民族和国家，地位较低或势力较弱的文化和种族），二者天生就有落差。在我心目中，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有人会说就像罗宾汉一样。然而，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那么简单，因此不能以太浪漫的理想主义就轻易打发掉。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善、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予人的鼓舞激发和蕴涵的错综复杂，至少对我而言，虽然并不使人特别受欢迎，却是因而更加丰富。

第二章

知识分子特别的问题在于每个社会中的语言社群被已经存在的表现习惯所宰制，这些习惯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现状，并确保事情能够平稳、不变、不受挑战地进行。奥威尔在《政治与英文》一文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他说：陈腔滥调，老旧的比喻，懒惰的书写，都是“语言堕落”的事例。

“下列说法以不同情况适用于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政党：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乔治·奥威尔）

第四章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阅听大众和诉求对象。问题在于是否要去满足那阅听大众，使它像客户般高兴；还是去挑战它，因而激起直接的对立，或动员它更民主地参与社会。但这两个情况都无法回避权威和权力，也无法回避知识分子与权威、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