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坛把以道教题材和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绘画合称为“道释画”。有人认为中国画始于“道释画”，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中国美术史，暂且不论，但“道释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应该是勿庸置疑的。 首先从人物画方面看，历代都有人在绘画理论上探讨道、释人物画的特点。东晋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是现存最早探讨神仙人物画像的理论著作，对中国人物画的影响相当大。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在绘画技法上探讨了仙女画与一般仕女画的不同。明代周履靖《天形道貌画人物论》，还特别区分了道画和释画的不同。清代蒋骥的《读画纪闻》、《神女论》，则对历代道教人物画理论作了总结性的叙述。这一切，不仅促进了道教人物画的成熟和发展，而且也对中国人物画的成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再就于中国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山水画来看，山水画受道教绘画的影响就更大了。这种影响不只在技法上，更重要的是对画家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道教的信仰和理论对画家的影响。道教追求的“恬淡”、“静泊”对不少山水画家影响较大，五代末宋代初以山水寒村画闻名于世的郭忠恕就是一位学道之人。 元代是山水画的顶峰期。“元四家”是当时最有声誉的四位山水画家，其中以道教徒黄公望为魁首，“四家”中的倪瓒也是一位道教徒。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评论“元四家”说：“不离古代法度，然能自具面貌，取古人之神，而不泥古人之形，又能饱遨观饫，日徜徉于名山之间，而文章道德，又皆加人一等，故其所作，自异凡响。水黑渲淡与浅绛著色一派底于大成，为明清数百年之宗主。盖山水画至元四家已至炉火纯青时代，其醇原之趣味不在表面，而在内容，令人百读不厌，真绝诣也。”他们的作品“简远高古”、飘逸、宁静、清淡、高雅，这种风格特点的形成，当然是与他们的精神修养和审美情趣相关联的。美术评论家们亦认为，“元四家”的成就，根本的不是他们绘画技艺的高超，而是他们能深谙绘画“逸格”。所谓“逸格”，就是“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可见，“逸格”之精神乃是指画家的内在修养、审美情趣与绘画对象的融合，而“逸格”恰恰是由黄公望等人的推动而得以完成的。由此可见，“逸格”也确实体现了道教主旨，浸透着道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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