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的气氛很紧张，香农看着我，好像我是一条患了狂犬病的狗，而我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她放宽心。
我的银行存款日渐减少，我一直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但开学一个月，在付了学费和房租，买了食物和书后，我开始考虑，即使通过考试，以后也不会回来上学了。原因显而易见，我上不起，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
学期虽然只过了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获得奖学金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历史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只不过是我不在挂科而已。我的音乐理论成绩还不错，英语课却很吃力。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但我的语言出奇地拘谨和生硬。我没有告诉她，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西方文明，可对我来说，这门课一度是胡言乱语，可能是因为在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块大陆，所以教授的话，在我听来几乎讲不通。大屠杀（Holocaust）问题事件后，我就不再问问题了。
尽管如此，我还我还是最喜欢这门课，因为凡妮莎每次上课，我们都坐在一起，我喜欢她，因为她似乎和我属于同一摩门教派。她穿高领宽松的衣服，她还告诉我她从不喝可乐，星期天也从不做作业，她是大学里我遇到的唯一一看上去不是异教徒的人。
二月，教授宣布他不再进行一次性的期中考试，而是每月一考，第一次考试将于接下来的一周进行。我不知道如何准备。这门课没有教科书，只有画册和几张古典音乐CD。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翻看画册。我费力的记忆画家和作曲者，但我没有记住名字的拼写。大学入学考试是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考试，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所以我以为所有考试都是多项选择题。
考试那天上午，教授让每个人都拿出蓝皮书，还没等我弄明白蓝皮书是什么，大家都从包里拿出一本动作，一气呵成，不约而同，像经过彩排一样，我看上去像是舞台上唯一错过彩排的舞者。我问凡妮莎有没有备用的，她说有，我打开蓝皮书，以为里面都是选择题，却发现一片空白。
百叶窗关上了，投影仪闪烁着，放映出一幅画，我们有60秒的时间写出这幅作品的标题和艺术家全名，我的大脑只发出一阵沉闷的嗡嗡声，一连几个问题都是如此，我完全一动不动地坐着，根本不知从何做答。
屏幕上出现一幅卡拉瓦乔的作品，《朱迪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我盯着那幅画，上面，一个年轻的女孩平静地将一把刺穿男人脖子的剑抽出，就像从奶酪里抽出绳子一样。我和爸爸一起砍过鸡头，我抓着脏兮兮的鸡腿，而爸爸举起斧子重重一下，砍掉鸡头，接着我将鸡抓的更紧，用尽所有力气，而鸡抽搐着死去，羽毛散落一地，血溅到我的牛仔裤上。想起那些鸡，我暗自揣摩卡拉瓦乔画中场景的合理性，砍掉别人脑袋时，人的脸上怎么会有那种表情，那种无比平静，事不关己的表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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