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开四年后，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坐在临窗旁打开这本书，许是因为这样的简介，心里总是有些难过。从开始便看的很慢。冬日里一两点钟的阳光很暖，仿佛坐在老房子门口的马扎上，晒着阳光，听一位老人慢慢讲曾经的故事。她慢慢的讲，我慢慢的听，很长又很短，我想这样的故事就是应该慢慢听才对。
他们相识相爱在动荡的年代。他们远赴牛津求学，她为他学习下厨，他为她划火柴、做早饭，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说过的，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她的。后来他们辗转回国，蜗居上海。她和我讲沦陷上海时他们为柴和米“千方百计”的艰辛生活。后来他们终于等来了战争的胜利。可是喜悦是短暂的，他们又迎来了普遍的失望。有人离开，也有人劝他们等待。他们选择留下。她说“我们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确是没用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从没有想过逃跑，根就在这里，所有的感情都给了这里，又去哪儿呢。她说“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她说起她乖巧的女儿。她背着妈妈在寒冷的雪地里撮煤，她发烧了仍然不放心妈妈一个人走路去听音乐。她说她文化大革命时偷偷给妈妈做衣服，给爸爸剥爱吃的夹心糖。她像姐姐、像妹妹、像妈妈。
她说她爱整洁，先生和女儿却暗暗反对。但是他们都会妥协。她会把他们随手一搭的毛巾重新收拾整齐，而他们也不公然反对。我也这样，好像有一点点强迫症，习惯东西整整齐齐、横平竖直的待在它应该待的地方，并为此时不时地要和爸妈拌两句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好像一直不懂得妥协。
她说她曾做过一个梦。梦里和先生一起散步，说说笑笑，可他忽然就不见了，无论她怎样呼喊都不见他的踪影，也遍寻不到回家的路，惶急中忽然醒了。把梦讲给他听，他只安慰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听到这儿不禁想，是这样的吗？可我明明年轻，似乎也经常做这样的梦。梦里一转眼便跟爸妈走散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一路走走问问，我该朝哪里走，可好像我也不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哪儿。被街上的声音吵醒，四周一片黑暗。愣了一会儿，原来是个梦。纵使知道只是一个梦，还是有些恍惚和茫然，似乎还有一丝不安，没由来的情绪。纵使知道那只是一个梦，还是要反复跟自己确定，那真的只是梦，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一些。妈妈说，做了噩梦第二天醒来后跟三个不同的人讲一讲梦就破了，不好的事就不会发生。但我好像很少会说。许是到了第二天早就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觉得没有必要了吧。当然也可能是我懒癌症作祟，连说都懒得说。后来她又做了一个“梦”。一个漫长又无比真实的“万里长梦”，一个圆了她曾经遗憾的梦。这次的梦里，他没有再忽然不见，他坐着船渐行渐远，她送了他一程再一程，直到他永远的离开。
最后她说，她这一生过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仨。我想这就够了。茫茫人海，匆匆数十载，能够相遇，能够成为一家人，守望相助，相伴一生，这本就是足够幸运和满足的幸福。我们不能预料到这一生会经历些什么，或坎坷，或顺遂，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一起走到哪儿，谁又会先送谁离开，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会成为永恒，例如一起走过的曾经，沿途看过的风景，愈念愈深的回忆。历经种种，我们能够说因为彼此，我过得很充实，很有意思，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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