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里,串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预约和打招呼的说法,家里进进出出,有专门谈事的,也有没事的,纯粹唠嗑的。人们通常不会感到被骚扰。
城市的情况便大不相同。如果来了不速之客,虽然伸手不打笑脸人,但内心总会掠过一丝不快,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因为你一个晚上,甚至一天的计划都会被打乱。
但行走于钢铁森林中的人们,却又是最孤独的。参加过不少小区和单元楼的微信群,除了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各种通知,活跃分子似乎总是那么几位,彼此之间刻意保持着某种疏远。
不希望被打扰,又渴望交往。
你尽可以去参加各种聚会,但真正想参加的聚会又有几个?何况即使你有时间,朋友同事不一定有时间。高频的聚会,金钱方面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喜欢独处,也是一个不喜欢有太多交往的人。但最近几天遇到的一些小事,多少觉得似乎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天中午,我去买爆鱼,这家店的特色是现杀现炸,而且生意还不错,大家不免要站着等候一段时间。在一片静默中,我首先打破了沉默:“老板,这鱼好大啊,有多重?”
老板马上热情地答道:“一般八斤左右。”说着特意抓起一条鱼放在秤盘上,称给我看,果然是八斤多一点。
“你一天能卖多少条鱼?”
“一般12到15条吧。”
老板一边和我闲聊,一边麻利地刮鱼鳞,开膛挖出鱼内脏,这时旁边一位老头评论道:“这鱼肚子了的脂肪好多啊!”
老板随口回答:“是啊,所以我们也不划算了。”他们进货的是活鱼,卖的时候是杀好的鱼段,内脏少了,他们当然会更划算。
那老头却依不他:“瞎说有什么说的,你做生意难道不赚钱吗?”
遇到这样的杠精,就尴尬了。
我插话说:“老板哪里人?”
“阜阳。”
“哦,安徽的,听说过。”
“安徽穷呀。我们临泉县县城有200多万人口,是全国最大的县,但人多有什么用,最穷。”
这倒是我孤陋寡闻了,以前曾经听说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区)是全国最大的县,临泉县倒是第一次听说。
这时,站在我右侧的一位大爷说:“出来有事做就不穷了,所以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你这里生意不错的。”
大家于是谈话开始热烈起来......
还有一次晚上,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厢式货车,很多人都在买西瓜。我上楼的时候,发现一位大爷正好拎着一个大西瓜,随口就问道:“这个瓜有十多斤了吧?”
大爷回答:“肯定超过10斤了。”
“门口买的吧?很便宜吗?多少钱一斤?”
“很便宜的,任个卖,每个20块。”
“一般要卖多少钱一斤?”
“超市里要卖7块多一斤呢。”
“哦,怎么差这么多啊?”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怎么便宜,所以就买了。”
......
今天早上,我乘电梯下楼,三楼进来一位大妈,手里拿着一个快递,张口就对我说:“你看,快递也会送错的,命名写着15号楼,怎么送到10号来了。我把它送居委会去,也不直接送还人家了,万一说不清楚。”
我其实可以告诉她,给快递公司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但她已经下楼了,而且他们这一代人就相信居委会,所以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顺口应道:“那您辛苦了。”我心里也知道,这位大妈只是要有个人说话,并不需要别人告诉她怎么做。
几件小事相继发生,我突然有一种融入社区的感觉。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人们依然可以增进一些相互理解和交往。
随着法国理性启蒙运动的到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去魅化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社会日趋理性化,人们失去了古人信奉的自然、天道、上帝和神祇,作为终极判断的客观标准随之丧失,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主义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纷争,韦伯称之为“诸神之争”,而后世哲学家将他命名为“韦伯难题”。
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哈耶克、柏林、诺齐克等一大批思想家都发现了这种价值理性的衰落,并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最终都显得无可奈何。直到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出现,韦伯难题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丝曙光。
哈贝马斯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交往对话中的存在。现代理性不仅仅只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有一个“交往理性”。交往理性的最显著特征是,人们在交往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也就是说,虽然大家的价值观不同,但达成共识是可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要交往,要对话。
哈贝马斯的理论也不是完美的,但他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如何能够展开合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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