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妹妹以公社第一的排名被推荐上大学。她的党员、妇女干部身份，是百分百能进大学的。
她曾电话问我，用不用找人说一声。我说不用，这个排名保证没问题。我谁也没找。
当别人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她又电话告诉我她没拿到通知书。这一听，我急忙骑车子到教育局去找局长。局长让人去查名单，没这个名字。他们又去找材料，才发现我妹妹的材料原封未动，根本就没看过。
学校录取已经结束了。我问局长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他想了想说，问问烟台师专吧。结果人家也招满了。
局长埋怨我不早说。他说推荐材料还没报上来，推荐的电话，推荐的人就紧跟着来了。有名有姓的材料找出来还安排不了，哪还顾上没名儿没姓的？
他看我很失望。就安慰我说等明年吧。哪里还有明年？明年她就过年龄了。
后来知道她的名额被我们公社另一个村的她的同学给顶了。那人的亲戚在县委的一个部门做秘书。
人家是找了人，上学了。我没找，妹妹被人顶替了。局长与组织部长和部里我的三个朋友关系都不错。 我如果提前给任何一个人打个招呼也不至如此。
我那时怎么也没想到，大会上，文件里，都义正辞严的公平公正。经贫下中农推荐，支部审核，上报公社，公社党委会逐个研究审查，然后上报。我所在的公社推荐程序就是这样的。当时也有人找我，我觉得他的条件不够，就没在会上提。
公平公正，推荐最好的去上学，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怎么能连材料也不看，没有比较，就把名单定了呢？
这件事儿，我觉得欠了妹妹一辈子的债。我原本纯真的心灵，也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第二年我弟弟被推荐后，我接受上一年的教训，立即跑到教育局去找了局长。还好，弟弟如愿以偿。
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区的一个部门。赶上了80年代初，领导班子必须有年轻知识分子的政策。顺利的进了班子。应该是当时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了。
两件事，让我认清了一个事实:事情不是象文件里规定的那样磊落，也不像领导会上说的那样公平公正。适度的灵活把握，才不会让期望变成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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