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别偷懒。”这是父亲。他有六十岁，头发全白了。
“遇事别靠前。”这是母亲。大约五十出头，头发也全白了。
他们送儿子出门，去县里一座私人煤矿上班。他今年该有十七岁，可看起来不止十七岁。
他们走出房门，正是寒冬，炭火的气息从门缝紧跟了出来。他们在院子里站住，父亲反手掩上房门。一些雪花飘进了院子，两只鸡抖抖翅膀，抖掉雪花，走开了。
“别听她的。”父亲又说。他提着儿子的行李，还有一个帆布背包。“别当熊包。别给我丢脸。”
“我听您的。”儿子说。
“这才是我儿子。”父亲把行李和帆布背包掂了掂，走向院门。
“别听你爸的，”母亲什么也没拿，她挽着儿子的胳膊。“这世道没几个好人。熊包有什么不好。熊包就熊包。”
“我听您的。”儿子又说。
从房子到院门有十米远，有部汽车开着引擎在院墙外等着他们。
“你怎么老是和我作对。”父亲站下了。
母亲也站下了。
两个白发人赌气看着对方。儿子接过行李和帆布背包，看着他们俩。
“我才懒得和你作对。”母亲接过帆布背包，塞到父亲手上，又要过行李，自己拿着。“外面坏人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儿子可是我生的。”
“你和石头生的？”
“说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亲爹。”
他们经常这样拌嘴。假如有天他们没什么事情可以拌嘴，日子就会过不下去。
“别抽烟。我知道你偷偷抽烟。”父亲。
“不抽。”儿子。
“实在想抽就少抽几根。”母亲。
出门前母亲把一包好烟给儿子塞到帆布背包里了。
“煤矿禁烟！”父亲瞪着眼睛。“女人家懂个屁。”
“偷偷抽。”母亲压低了声音。“别给人看见。”
一阵风带来更大的雪花。儿子缩起了脖子。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棉大衣，支起的衣领遮住了耳朵。可看起来他还是冷的要命。
“打开那包。”母亲说。“有条围脖，红色的，给儿子拿出来。”
“不用了，”儿子说。
“拿出来，”母亲又催了一遍。 “戴上。儿子，戴上。”
儿子戴上了那条红色围脖。它是母亲用一个夏天织成的。可他戴着不大合适，稍稍宽了一点，稍稍长了一点。
“车在等着呢。别罗嗦了。”父亲。
“你才罗嗦。”母亲看着儿子的围脖，皱皱眉。“儿子，你赚到了钱怎么花？”
“我给你跟我爸买衣服，买好吃的。”
“别乱花钱。”父亲。
“就是，别乱花。”母亲还盯着那围脖。“你赚了钱就给自己买条新围脖。这条你下次回家的时候带回来，让我再改改。”
院墙外的汽车响起了喇叭。越过院墙能看见高高升起的汽车尾气。他们走出院门，父亲反手关门，没关好，门又弹开了。停在那儿的是一部白色面包车，驾驶室里坐着司机，副驾驶坐着个穿白衣的人。
“爸，妈，”儿子接过行李，又接过帆布背包。“你们回吧。”
儿子上了汽车，他在后面的座席一坐稳就打开了车窗。两个白发人还站着。
汽车开动了。开上了这村里唯一的一条土路。
远处的那道院墙越来越矮，那两个白发人看上去越来越模糊。
“这样能行吗？”儿子说。他摘下围脖，点了根烟。
“说不好。”副驾驶上的白衣人说。“试试看吧。”
“明天还来？”儿子又问。
“来。”
“来了我怎么说？”
“还和今天一样。”
“你还是儿子。”司机笑着插进来。
“你才是儿子。你是孙子。”儿子说。他打开车窗，把烟头丢到冻僵的风里。
这是精神康复医院的车。白衣人是院长。儿子是个年轻医生。
一个月前，县里一座私营煤矿发生一起火灾，一个当天刚刚上工的农村大男孩给烧死了。他的父母亲闻讯后双双变成痴呆，什么都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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