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谭其骧与郭沫若：蔡文姬不是匈奴左贤王妃？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谭其骧与郭沫若有过一段关于蔡文姬的争论。现在看来，谭先生的说法是对的，郭沫若剧本《蔡文姬》不过是尊重了史实的文学作品。而谭先生的说法更让人们接近历史真相。
蔡文姬未嫁匈奴左贤王，也没生下两个儿子？这和郭沫若有何关系？历史上文姬归汉的故事是这样的：
文姬，指蔡文姬。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蔡文姬为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人。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人卫仲道，夫亡后归居家中。时值天下动乱，四处交兵。董卓在长安被诛后，其父蔡邕曾因为董卓所迫，受官中郎将而获罪，为司徒王允所囚，并被处死狱中。
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封建军阀的混战，沿黄河而下，蔡文姬在这一时期被掳掠去匈奴的。此时，南匈奴已经占据黄河流域诸多郡县。蔡文姬流落至南匈奴左贤王部，在匈奴十二年，生有二子。
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曹操。曹操为了北方的稳定，先后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择立贵族为帅，另选汉族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同时，把并州（相当于内蒙古河套，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带地区）的中下层匈奴人编入汉族。这样，南匈奴上下完全编入曹魏政权，中国北方完成了实际的统一。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开始四处打探蔡文姬的下落。据说，当曹操得知，南匈奴左贤王的王妃是中原人并姓蔡，大为惊喜，立即派周近做为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前往南匈奴，把蔡文姬赎了回来。
陈居中是南宋画家，生卒年不详，活跃于12世纪。嘉泰年间（1201-1204年）任画院待诏。擅人物、蕃马、走兽等，作品多描绘西北少数民族生活情态及鞍马，多表现社会混乱、民族矛盾给人们带来的离别痛楚。笔墨精致，色彩艳丽，形象准确，神情生动逼真。他的《文姬归汉图》便为人们记录了文姬归汉的美好故事。
能回到日夜思念的中原故土，蔡文姬十分高兴；但要离开两个天真无邪的儿子，她不仅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在汉朝使者的催促下，恍惚中登车离去，在车轮辚辚的转动中，她听到了儿子们撕心列肺的哭喊声，从而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著名诗歌《胡笳十八拍》。
曹操是一个让蔡文姬赢得尊严的男人，后来为报答曹操的知遇之恩，整理了父亲的大量诗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历史上“文姬归汉”的故事。
后来，这个故事又被编入小说、戏剧，被之管弦，得以广泛流传。诸如：元金志南的《蔡琰还汉》杂剧，明陈与郊的《文姬入塞》杂剧，清尤侗的《吊琵琶》杂剧，小说《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五幕历史剧等，均曾取材于此。
在京剧《文姬归汉》第十五场中有一段蔡文姬归汉前祭奠王昭君的唱词：
明妃啊！我与你境遇相同，这伤心一样。我今日到此，祭奠与你，不知你地下阴灵可能知晓否……见坟台哭一声明妃细听，我文姬来奠酒诉说衷情：你本是误丹青毕生饮恨，我也曾被娥眉累苦此身。你输我及生前得归乡井，我输你保骨肉幸免飘零。问苍天何使我两人共命？听琵琶马上曲悲切笳声。看狼山闻陇水梦魂，犹警，可怜你留青冢独向黄昏……随后启程，唱：这叫做惜惺惺相怜同命，她那在九泉下应解伤心。我只得含悲泪兼程前进，还望她向天南月夜归魂。
当时，南匈奴统治地区包括今甘肃庆阳、宁夏、山西、陕西、河北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巴彦淖尔一带。唱词里的“狼山”指的就是今天巴彦淖尔境内的狼山，“明妃”则指王昭君（作者注：王昭君被称为明妃，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王昭君未辜负汉朝与匈奴君王的期望，确实为边地与中原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安宁与光明；其二是晋代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这段词唱出了两位美女同命相连和悲性，而围绕该剧涉及的文姬归汉这一史实，谭其骧曾经与郭沫若有过“蔡文姬之争”。
谭其骧（1911—1992年），字季龙 、笔名禾子，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1959年，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又针对别人的意见又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在其编著的《蔡文姬》一书中，还收录了自己所作的剧本《蔡文姬》和有关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她来进一步肯定曹操。
谭其骧研究了有关论文，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与郭沫若等人商榷。谭其骧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蔡文姬）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证，从而对这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他的看法。
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的实际，反之，见之于《悲愤》二章中蔡文姬的亲身经历却只字未见。由此可见，这位作者不仅对文姬在匈奴时期的中原与边地的关系不清楚，连对文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被掳匈奴也不清楚，岂会是蔡文姬自己？至于句中提到的“陇水”更与南庭相去甚远，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
所以，谭先生不赞成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胡笳十八拍》是出于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拟作（作者注：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后汉书·董祀传》所著录的两章《悲愤诗》表示怀疑，认为不是出于蔡文姬之手）。
谭其骧在随后一些的论文中，逐一指出了郭沫若在剧本《蔡文姬》和《跋胡笳十八拍画卷》一文中的错误：蔡文姬只是左贤王部许许多多被掳来的侍妾之一，不可能是左贤王妃。曹操派去赎回蔡文姬的，是一位名不见史传的小官周近，并不是什么“大将军”。蔡文姬在胡中“生二子”，剧本中据此安排了一子一女，实际上《蔡琰别传》中已说明是“二男”。
在当年的争论里，谭先生虽称《胡笳十八拍》是拟作，但也没有否定，《胡笳十八拍》与《悲愤》是抒发中国人生死离别与乡情的好诗。蔡文姬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当曹派人接蔡文姬回内地时，她又舍不得离开两个孩子，还乡喜悦被骨肉离别之痛所淹没，心情非常矛盾。
……
黑云压城遮星月，北风号呼响泠泠。
胡笳呜呜边马吵，孤雁声音更凄清。
乐人有兴弹琴筝，和声听来悲且清。
心中苦闷无处诉，想说又怕惊他人。
含看眼泪往肚吞。
家中来人接归宁，只得抛开小姣生。
儿哭母声母心摧，掩着耳朵不敢听。
孤身一人转回程，对镜已不似人形。
回想自己太绝情，心中忧愁死复生。
今译：黑云会合啊遮蔽了月亮星辰，北风凄厉啊肃杀清冷。胡笳吹起啊边马嘶鸣，孤雁归去啊其声嘤嘤。乐工兴起啊奏响了琴筝，音声相和啊悲哀而又凄凉。心中思潮奔涌啊胸中积愤，想抒发情绪啊害怕惊动乐工，心含悲哀啊泪湿脖颈。家中已来迎接啊就要回归故乡，遥望漫长的道路啊丢下亲生骨肉。儿子呼喊母亲啊哭不出声，我掩住两耳啊不忍听见。儿追赶我啊孤单单地追赶，摔倒后爬起来啊形容憔悴。回头望见此景啊感情为之破碎，心中悲绝啊死去活来。
按照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的说法，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有大草原，是“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着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大草原很大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即内蒙古草原。草原上生长着游牧民族，结成牧民社会。南方农业区域生长着农业人口，结成农耕社会。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多是围绕着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互动展开的。而《悲愤》《胡笳十八拍》不过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在这种氛围之下，有争议是正常的。因为，融合的本身是艰难的，而融合的成果却是值得人们赞美的，当然是需要文学作品来表达的。
23.张骞的匈奴妻子，匈奴女人离汉族男人其实很近
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今天而言，人们一般关注的是他的行进路线，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而对他在匈奴被扣留的经历与生活很少关注，史籍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记录，甚至近于空白，所以，这让张骞的身上带有着很多的秘密，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民乐县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张掖市东南部，县境东与山丹、永昌二县接壤，南与青海省祁连县、门源县相连，西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交界，西和西北同张掖市甘州区毗邻。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地方——扁都口，位于祁连山中段、民乐县城以南30公里处。
按记录片《河西走廊》的说法，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西行进入河西走廊，就是在扁都口这个地方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当时，河西走廊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匈奴人在河西走廊抓获张骞是不会有错的，但要把具体位置定在扁都口显然是有着想象的成分，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史籍里，我们都看不到这一点。
民乐县东周的战国时期，属月氏地（一说是乌孙、月氏地）。其境内的月氏城（境内永固城）和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一带），是当时月氏族在黑河东西的两座城堡。秦时，月氏强盛，统占河西，以昭武为中心。西汉，民乐属于匈奴右贤王的领地，史称匈奴右地。右贤王封浑邪王管辖。据说，匈奴的单于城，也就是王庭，就是民乐县的永固城，也就是月氏人以前修下的那座城，是匈奴单于初期的驻牧中心和避暑胜地。
这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按理说张骞应该在民乐这外地方生活十多年才是，但史家对此给出的答案却是，匈奴的右部诸王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这时匈奴的王庭大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也就是说，张骞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生活了十年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张骞在匈奴的十年，到底生活在哪里，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if !supportLists]一、[endif]如果民乐县的永固城是匈奴单于初期的驻牧中心和避暑胜地，那么，张骞就不可能被送往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军臣单于。这就是说张骞被扣押的10年时间是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他的匈奴妻子也可能是今天所说的甘肃人；
二、当时的匈奴王庭在呼和浩特附近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在秦汉的史籍记载里，匈奴人总会在中原王朝势力减弱的时候，从漠北穿过大漠并翻越阴山来到今天的巴彦淖尔地区，那么，他们的王庭就不应该在所谓的“呼和浩特附近”，从地图上看，呼和浩特距巴彦淖尔一带还是有些距离的，用“附近”是不太合适的。而匈奴的王庭一定是在巴彦淖尔而不是呼和浩特。
巴彦淖尔所在的河套地区是个亦农亦牧的好地方，从历史上来看匈奴人对于这块地方总是分外“偏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越过阴山来到这里，如此，就可以不用呆在漠北的苦寒之地了。在我国古代的一些史书记载里也不缺这样的记述。但匈奴头曼单于建立的中国北方民族第一个部落联盟政权后，其“政治中心”或者说头曼单于的王庭应该在哪里呢？
今天的学者们给出的普遍答案是：头曼城。称秦汉之际的匈奴头曼单于王庭在中国古书叫头曼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条下记载，“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即匈奴王城可能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内。然而，因为匈奴人的生活习惯问题，他们不可能大兴土木留下一座城让今天的学者去考察，再加上今内蒙古包头市境内的头曼城也一直没有踪影，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战国时代，匈奴的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今内蒙古五原县），对战国时代的燕、中山、赵、秦诸国形成重大威胁（《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持此说法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刘迎胜先生。这就是说，头曼城应该在巴彦淖尔五原县。
五原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河套平原腹地，隶属巴彦淖尔市，南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相望，北依阴山山脉。战国以前，相传唐虞、三代时期五原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之一。商朝时期河套地区为鬼方辖域，西周属昆夷、熏粥、猃狁诸民族牧区。周赧王16年（前301年）赵武灵王置云中郡，九原是云中郡的一个属县，五原为九原的西部地区，自此五原地域始有隶属。但是今天人们同样没法在五原县境内发现有关头曼城的蛛丝马迹。
这样一来，头曼城或匈奴王城在包头还是在五原，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末年，占据阴山南北一带的匈奴乘机南下占领了河南地，控制了整个蒙古草原。此时，河套是匈奴的主要活动地区。而五原与包头同属于河套，只不过一个属于后套，一个属于前套，但都在河套里。
这么一说，关于张骞在匈奴生活了十年的地点，已经非常清楚，即：要么在今甘肃的河西走廊；要么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或者包头一带。而关于张骞逃跑的路线，今天学者们的说法总是含糊其辞，似乎没有人说清，他是从哪里逃到了今天的吐鲁番、哈密一带，只是说到了这一带后，发现或者听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阿姆河）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因此，张骞经车师（今吐鲁番）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
路在何处，于此成了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丝绸之路是可以不过河西走廊的，中原华夏民族通过蒙古草原也可以与西方取得联系，可通过阴山与阿尔金山（塔里木盆地与柴达木盆地的界山）间的巨大通道进入现在新疆哈密或吐鲁番，即汉代修筑的光禄塞城障向西延伸，与居延泽城障连接就形成了通道，由居延海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通往西域。很明显，即张骞可由河西走廊直接到达新疆，或者不过河西走廊，由巴彦淖尔、阿拉善一线来到吐鲁番。不管他怎么走，都能走到新疆乃至中亚，而这两条线都是人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都是值得研究的。
现在，网上有一类说法很是流行，即张骞在匈奴期间娶了一个“外国女人”，但当了解了这些还会这样说吗？张骞的妻子分明是我们今天的内蒙古或者甘肃人，怎么就成了“外国女人”呢？《史记》说匈奴人是夏的子孙，就更不应该有这种声音的必要了。
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他在匈奴留居了十年之久，能够坚持下来，分明还有匈奴妻子给予他的安慰和鼓励。前129年，他趁匈奴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能带着妻儿和随从，逃出匈奴王庭，也说明他和匈奴的妻子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史记》说，张骞为人宽厚，而他不舍妻儿也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
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忘记张骞身后的那个匈奴女人，而她也根本不是什么外国女人。如果能够活到今天，她就是现在说的河西走廊的女人或蒙古族的女人。丝绸之路这条和平之路，从它被真正拓开之初，就站立着美好而艰辛的爱情故事，也让匈奴的女人离汉族的男人很近。
24.匈奴人为什么能从汉朝人眼皮底下逃走？
中国古代的战争史实际上是一部马的历史，这么说可能有些夸张，但通过马这种动物一定能看到王朝的兴衰，这一定是真的，不夸张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仅能让人们看到马的重要性，更能让人明白匈奴人为什么能从汉朝人眼皮底下逃走的原因。
初，汉两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死）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一蹶不振），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这段话是说漠北之战汉朝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却因为军马损失过多，再也不能去遥远的漠北与匈奴人作战了，而匈奴人却在背马上逃走了。今天，人们都知道匈奴人留下来的那首民歌“失我焉支山”，但汉朝无马的经历也是让人哀伤的。如果还有故事可以写，恐怕最先让人联想到的是李陵，也只有这个故事可以写出汉朝无马的伤感。
前99年，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遇到匈奴单于8万骑兵，连战8天8夜，战败被围，投降匈奴。由于汉武帝误听信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讹传，汉朝夷其三族，致使李陵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后来单于把公主嫁给李陵，被且鞮侯单于封为坚昆国王，做了右校王。汉昭帝即位后，李陵少时同僚霍光、上官桀当政，派人劝李陵回国，李陵"恐再辱"，拒绝回大汉，遂于前74年老死匈奴。李陵的一生充满国仇家恨的矛盾，也因此引起争议，传奇经历使其成为后世文艺作品塑造的对象及原型。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相传这首《别歌》是苏武归汉时，李陵为苏武送行，席间喝了点酒，哭着唱出来的，但也有人说这是后世的伪作。文学家对它的评价是：描写了作者为国战斗的忠诚，兵败投降的屈辱，也倾诉了对汉武帝杀戮其家属的隐痛，表达了作者屈降匈奴后对于英雄末路，身败名裂，故国难归的心酸。诗句吐语质直，粗放而不失武人气概，且壮中含悲，情韵凄绝。至于是伪作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是的李陵哭过，重要的是这里隐藏着没马的忧伤。
汉武帝当时本是想让李陵为李广利大军运送粮草的，但李陵却叩头请求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将士，都是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力可缚虎，射必中的，望能自成一军独当一面，到兰干山（在今蒙古国西南西戈壁省境）南边以分单于兵力，请不要让我们只做贰师将军的运输队。”汉武帝说：“你是耻于做下属吧！我发军这么多，没有马匹拨给你。”李陵答道：“不须给马匹，臣愿以少击多，只用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
没有军马，分明能在史籍的记载里看到，随着匈奴骑兵的呼啸而过，汉军步兵的人头落地，而这也正是李陵的悲壮。但让人不解是，在历朝历代抒写这段悲壮历史的文字里，似乎都没有专门强调过马及其作用，正确答案应该是：当时，汉朝政府如果有马，给李陵的部队配备战马，他们也许会在血战中突围成功。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并应用于战争的动物之一，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曾在人类战争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但在春秋以前，人们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数量的多少是当时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直到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才使这一情况得到彻底改变。
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胡服骑射”也使赵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不仅消灭了楼烦、林胡这些小国，还使赵国有足够的能力与秦抗衡。
汉代，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汉朝因此大力发展骑兵部队，但马的来源却是一个长期困扰朝廷的问题。而北方的匈奴却因为出产的拥有良马，骑兵迅速壮大，很快就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时刻威胁着汉朝安全。
晁错《言兵事疏》：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意思是：现在匈奴的地形和技艺都与中国不同。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的马匹不如他们；道路险要，地势不平，一边奔驰一边射箭，中国的骑兵不如他们；经历风雨的疲劳，忍受饥渴的能力，中国人不如他们，这是匈奴擅长的地方。
在这段话里，人们足以看到马的重要了。这时候，再去读历史，总会让人有一种泪流满面的感动。比如，李广利征大宛，第一次带领属国的六千骑兵和郡国那些品行恶劣的少年好几万人，往返花了两年，回到敦煌，士兵剩下不过十分之一。第二次出征破宛获马，从敦煌出兵的六万人，带有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以万数计算，回来的时候，也就只剩下一万多人了，而从大宛挑选的几十匹好马和中等以下公马母马共三千多匹，仅剩下一千多匹了。也就是说，这次出征所得的上等的好马也就几十匹，但最终带到长安的有多少，没人能说清。
不知道那些跟随李广利出征将士在大宛人的马厩里捉马时是一种怎样心情，这背后是一组多么沉重的数字，近十万人，牛、驴、骆驼十多万头，还有汉军本身的三万匹马，都变作了累累白骨倒在了出征的路上，所换来的好马也就那么几十匹，成本太昂贵了。如果正真像传说的那样，大宛的汗血宝马汗的也是血，那血也一定是属于那些死在征途上的汉军将士，他们流过的汗血，一定也像汗血宝马本身的汗血一样，温暖过了血宝马汗每一根鬃毛。
这就是汉朝人对于良马追求的血泪故事。那些宝马被引进到汉朝以后，经过大规模的养殖繁衍，很快配置到了军队。相传，在一次战斗中，匈奴人看到汉朝骑兵拥有的马匹高大威武，而自己骑的马又矮又小，一下子泄了气，不战而退了。
神采奕奕的马儿，汉朝的强大不能没有它，而这也引发我们对于马、对于后来的朝代的思考：比如，宋，被很多人称为弱宋，原因就在这里，宋人尤其是南宋，控制不了中国的北方，即没有良马的来源，虽然当时的朝廷也有类似于马政这样的机构，可以贸易一些马匹进来，但这些马匹在中原尤其是南方养久了，就和人一样会产生惰性，而久而之失去战斗的能力也便自然而然。
再比如，吐蕃曾经是唐时青藏高原上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很快就土崩瓦解，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青藏高原为苦寒之地，那里出产名马有限，其他地方的名马到了那里也得适应缺氧的环境，几场战斗下来，损耗的马匹没有办法得到继续的保证，时间长了，军队的机动能力与战斗能力就是个大问题。
今天，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地跨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总面积329.54万亩。在苏联原顿河马场解体后，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而它也是汉朝人的创造。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大马营大草滩，直达祁连山西端。击败盘踞在焉支山、大马营草原的匈奴各部，开始在这片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的土地上开拓性地养殖军马。
这段历史距距今已2100多年了，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马场直到清代鼎盛时期，仍饲养有良马匹2万匹，至1940年，这里仍然旧国民党政府直接经营。马就这样从中国的历史中呼啸而出，把汉朝的盛世呼啸成了世界顶级的。如今，它虽已退出了战斗的舞台，但仍会给人们很多启示。而匈奴人为什么能从汉朝人的眼皮底下逃走，《史记》已在2000多年前就为人们作出了明确回答。
匈奴人为什么能从汉朝人的眼皮底下逃走？现代开汽车的人应该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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