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年里，虽然我们一直在提所谓的“互联网革命”，但事实上她才只是像个婴儿一样蹒跚地学会走路而已。即便如此，我们也已经可以观察到网络商业红利发展的一些端倪——她更偏爱出现在那些用互联网的新方式来满足有效需求的商业领域——她的一边是后工业时代过剩的物质供给，另一边是工业时代未被解放的旺盛的人性需求。
那些最典型的红利公司基本上都是通过一种网络化或类网络化的物权整合方式来把那些相对闲置和过剩的资源整合到自己的“账面”上，再去解决一个在资源独占时代难于解决的鲜明需求的企业。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同样是这样的商业思路，虽然由于富足程度与美国和欧洲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她们还要面临一些额外的问题（例如社会信用），但是整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比如：
通过整合中国大量闲置过剩的工业、农业生产能力来满足8、90后消费者们个性化的购物需求（阿里巴巴、京东）；
通过整合文艺爱好者们过剩的分享能力来丰富或者简化人们选择文化艺术消费品的过程（豆瓣）；
通过整合相对廉价的网络开发者资源来满足人们在通讯或娱乐等方面的需要（腾讯）。
正常的市场红利，几乎肯定是因为一边有过剩的供给（供给价格相对低廉）而另一边有旺盛的需求（愿意给出溢价），这本身和是不是使用互联网技术没有直接关系。只不过互联网时代促使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变革，所以才催生了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新商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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