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人来说，写作是镌刻在血液中的基因。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基因，是观照，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了解自己的方法——
因此，当我谈起“写作”，得编年体式地回忆起往昔岁月。
1999年，那一年我读幼儿园。
我哥读……三年级。
后来我哥成了学校的焦点，因为写了一封荡气回肠文采风流的情书给他隔壁隔壁班的女孩。
那时候村里刚通电，电视还没普及，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大家都谈论他，一方面是因为这事情太牛逼了，另一方面，三四年级亟需一个孩子王，于是必须商业吹捧唯二的候选人，我哥。
直到后来我接触新媒体接触文案我才明白，我哥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流量”明星，虽然是村子里的，缺了点意思，但是待遇不减，确实是走到哪，哪特么是流量。
那一年他确实如愿封王，成了村里新一届的孩子王；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伟大，别人刀光剑影，用钱、辣条、鞭炮都炸不出来的王，被他一封情书搞定了。
那时候，我觉得，文化人真的了不起。
转眼千禧年过了，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离家很远很远很远的沿海小镇。每天除了和小盆友们玩捉迷藏跳方格跳皮筋摸鱼爬树就是看动画片。
时间缓慢，有条不紊地走着。
三年级的时候，民办的小学不知道哪里来了许多书。一到大晴天就摆在外面，所有的书浸着悠远古朴的香，旁边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些书都一元钱一本。
那一天的阳光很诱人，颜色没那么耀眼，像淡黄色的龙须酥。
那应该是一个春天。
我清晰地记得那些书中有有关科学的，诸如地球、生命缘起、自然界；有文学的，名人趣事、成语故事、民间习俗；有休闲的，笑话三百则，趣味对联，民间探案；有动物的，南北极生物，濒临灭绝的生物，史前生物…….
那之后，只要手里有钱，我都会安静地蹲在地上，淘一两本书。这么克制，当然只是因为手里的钱不多。
因此以后游戏也罢动画片也罢，我都会临睡前看看书。或者周末的下午趴在楼道外面的阳台。
阳台下面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当太阳慢慢偏西，当蓝天白云幻化紫霞，我就下楼，绕过那个池塘，再穿过两条小巷，就到了孩子们的“游乐场”。
我小学作文并不算好。基本上也靠想象来凑字数。但是有一个原则，不抄作文。哪怕我自己编的故事是假的，我也不抄。这就好比是一个执念，年幼时候的我尚未察觉，长大后才慢慢回味起当时的心绪：那些作文我看不上（课外书提高了审美阈值）；抄作文说到底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做一些毫无意识的抄字游戏。
所以我现在执教作文的时候也有两个原则给学生：
1 不许抄，必须自己想，哪怕故事中有虚构也不要抄。
2 不许背作文、作文套路、作文模板。背这种东西，无异于饮鸩止渴，愚蠢至极。
说到了——
初中。转眼就到初中。我又回了老家。
2006，那一年12岁；跟着疼爱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小时候我一直叫他们爷爷奶奶，我们这边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不用分这么清，何况叫“外婆”显得不够亲；叫“姥姥”，我“n”和“l”的发音舌头有时候捋不过来。这里补充说明，如果下文有笔误，还请见谅。
爷爷很爱我。我周末不知道去哪玩，就去新华书店，他每每都陪着我，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有一年中秋节，我和爷爷去商场，考虑到奶奶不能吃含糖食物，于是就买了一些牛肉月饼；回来后奶奶十分感动，也时常念叨着我的好：君会心疼奶奶了，知道我不能吃甜的。
初一，语文老师是杨老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年轻的语文老师，或许是年幼时候的记性好，或许是这个语文老师在我记忆中太重要，我还记得她的名字。
那时候我们语文课不时有小练笔，老师会布置一个主题，就这个主题写100-200字的小片段。
一般星期一有两节语文课，我们讲新课；星期三也有两节，其中有一节课会花20分钟评讲作文。
杨老师时常拿出我的文章（或者叫“片段”），当做范文，当然——不止我一个，一起当范文的还有徐珩等其他同学的文章。徐珩是我初中的好朋友，这个朋友下次专门开个专题聊。
杨老师点我名字的时候，我会激动，然后期待——我就像是小木箱里的一只小白猫——说实话还挺期待被人发现揉捏和评价的。
于是，和我哥一样，我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流量。
一时风光无俩。
那时候，和阅读一起，写作也慢慢在一个十四岁少年的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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