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参加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浑身散了架似的，吃过饭躺在南屋炕上就不想动弹了。
“书记叫你到学校去一趟。”一个童声在炕边响起。一看是个小学生，急忙挣扎着爬起来，跟着他一路揣摩着来到学校办公室。
明亮的灯光下，身材矮小、饱经世故的村书记端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示意我坐下，关切的问：“这段劳动感觉怎么样？”我有些茫然的回答：“还行。”他清了清嗓子郑重的说：“经支部研究，让你到总机室守总机，负责下下通知，写写通讯报道。队里给你记整劳力工分，另外公社每月补贴八块钱。好好干！”我喜出望外，就像茫茫戈壁上遇到了一汪清泉，好好表了个态，就乐滋滋离开了。
对总机室我并不陌生，它就在村前大队部后面那排房子西端，绿色的门窗，窗下线杆上布着密如蛛网的电线，高中期间每次上学都打此经过，看上去多少有点神秘感。
当时的大队部是十分红火的，前后两排气派敞亮的大瓦房，设置着大队办公室、民兵连、副业办公室、屠宰组、磨坊、油坊和刚从我家老宅搬过来的木工组。大队部前面是村科技队和他们管理的实验田。几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梧桐和法桐树，将大队部掩映在一片浓荫之中，鸟儿婉转密集的“啾啾”声从枝叶间传出。在那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大集体年代，这里可谓是全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总机室在大队部的地位很特殊，有其独立性，它和大队很少发生联系，直接受公社党委领导，可以说是公社党委的下设机构，主要任务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确保信息畅通，顶头上司是公社党委秘书。公社在每个生产片都设了一处总机，我们坊岭片有七个行政村，总机下设了七部电话。在首任话务员荆大哥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荆大哥就到县城上班去了，又来了一位姓杨的新同事，由我负起了主要责任。
一天上午，浩浩荡荡的农业大检查队伍来到村里，人们喝水休息时，党委书记在秘书陪同下来到总机室。秘书让我接通县委办公室电话，我谨慎操作着，通过公社支局总机，电话很快接通，党委书记俯身通话时，露出了佩戴在腰间的手枪，我不由的心头一颤，更增加了对这项工作的敬畏感。书记开始讲话，我就退到外间了，总机室有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记的不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毛主席为通讯兵的题词：“千里眼，顺风耳”，时刻在我耳边激荡。
在外人看来，总机室是安静的，工作是清闲的，实则不然。那是个政治斗争风起云涌、行政命令“一刀切”登峰造极的年代，会议特别频繁，大到传达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贯彻上级会议精神、部署和推动运动开展、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小到倒茬、套种、抗旱保苗、棉田管理，科技推广、农田建设都要召开会议。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个通知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广播与电话共用一线，来了广播就不能通话了。村办公室多数上午十点之前有人，其他时间就难说了。有的小村，办公室常常三天两头没人。西桥子村电话线从书记家西头经过，无奈之下，我们把电话线与他家的小广播相连，小广播既可受话又能发话，总机一摇，里面“嘎啦嘎啦”响，家人听到，搭上话，就能交流，这个“纂”出来的办法很是实用。当然，也有侥幸之时，电话一要就通，村村有人，转眼之间，大功告成，畅快之情，难以言表。但此种情形毕竟少有，大部分通知要电话与跑腿并用，挖空心思，多管齐下。如果是夜间接到紧急会议通知、党委会上临时议定的会议通知，承受的压力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就像战斗突然打响、奋不顾身冲锋陷阵一样。我至今记得那些惊扰、艰难和坎坷。
一天晚上接近十点了，党委突然来了通知，次日上午在狄家屯村召开沤绿肥现场观摩会议。一阵手忙脚乱，使出浑身解数，只下到了五个村，最远的、位于东南方向的高家楼村和张家屋子村没有下到。事不宜迟，恰好是周六，父亲从井沟中学回家，推出他的凤凰牌自行车就上路了。
月光皎洁，清风徐徐，一个人行驶在寂静的旷野上，能听到夏苗拔节生长的声音。赶夜路似乎特别快，不知不觉行至六斗路口，向南拐去。猛然间，看到路沟西侧站着一个人，死死的、凶狠的盯着我。我头皮一炸，心顿时跳到了嗓子眼，本能的跳下车，惊惧的与之对峙着。莫非遇到劫道的了？快速的前后左右张望，皓月之下，万籁俱寂，缈无一人，汗“咕嘟”出来了。怎么办呢？这是必经之路，通知不能不下了，后退也没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狭路相逢勇者胜，硬着头皮闯闯试试吧！想到这里，两脚拼命将车子一蹬，躬着身子，侧目紧紧瞄着对方，箭一般向前冲去，就在经过的一刹那，只见那人嗖的跳下沟，向我追来，我不由的失声惊叫。没命的跑出一段路，感觉身后似乎并没人，确认之后，壮着胆停下车子，回首一望，笔直的道路就像一条洁白的银练，只有自己孤零零立在上面。满心狐疑，被一种强烈的意念所驱使，执着的又退回去，机警的定睛一看，原来那里立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杨树，树叶随风翻动着，闪着银光，顿时释然。
顺利下好通知，带着完成任务的愉悦和“历险”激起的余波，路经此地又下车细细查看、推演了一番，思来想去终于弄明白了，视觉上的“越沟追赶”不过是相对运动产生的错觉罢了。由此，我相信了一句话，世上许多所谓的鬼魅都是人心造的。
之后，夜间独自下通知，不管是伸手不见五指，还是夜雾四塞、风雪泥泞，我都不再惧怕。
（二）
最让人焦心和棘手的是通讯联络出现的突发情况。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悲痛和深深忧虑之中，国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此间，总机突然和公社支局失去了联系，定是主线路出了问题，我速速换好衣装，沿线查找。
主线路大约十二华里长，从茂密的田野、河沟和水塘穿过。官河西大洼那片高粱地一望无际，低矮、歪斜的线杆完全淹没在高粱的海里。独自走进去，拨开随风摇曳的秸秆，皮肤被叶子划破了，雪粉似的高粱花子落了满头满身，除了头顶上凌乱、狭小的天空和俯瞰的老鹰，别的什么也看不到，有点阴森可怖。
“谁？干什么的？站住！”几个尖细、严厉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吓了我一大跳。一群拿着红缨枪和镰刀的儿童横眉竖眼、怒气冲冲将我围住。我很快明白了什么，镇定的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护坡的，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你形迹可疑，一个人在高粱地里钻，想干什么？说！”“我是坊岭片总机话务员，线路出了故障，是来查线的。”“怎么能证明？”“你们看，我是顺着线杆过来的，还要沿着线杆查下去，直到查出故障。你们能不能和我一起查呀？”对方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其中一位拿着镰刀、胖墩墩的儿童嘴角动了一下，欲言又止。我又说：“你们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吗？”“没看过。”稀稀拉拉的回答。“那你们一定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看过。”儿童们的眼睛闪着光。“电影里面的英雄王成，背着报话机，在硝烟滚滚的阵地上不断和指挥部报告情况：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敌人上来了！敌人上来了——”不等我说完，一位率性的拿着红缨枪的儿童粗脖胀脸的炸雷般吼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赞赏的望了他一眼，说：“王成那是无线，我们是有线，作用是一样的，一刻也不能中断。现在是非常时期，线路出了故障，跟上级失去联系，情况紧急，你们能助一臂之力就好了！”那位胖墩墩的儿童再也憋不住了，眨着眼睛有点神秘的说：“我知道电线在哪里断了！”“那太好了，你头前带路，我们一起去吧，越快越好。”儿童们的热情和劲头一下子上来了，前呼后拥拨开高粱秸向前钻去。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饶有兴致和头前那位儿童交谈着。他有点不好意思的低声说：“我记得那里有棵‘姑娘’，来的时候叉过去摘‘姑娘’吃，看到的。” 在他引导下，果然在前面一个大井子边、线路的拐弯处，找到了腐烂倒地的线杆。我惊诧的瞪大眼睛打量着现场，倒地的线杆底部腐烂的只有胳膊粗了，它的倒地将两侧的线杆也扯倒了。这种情况个人处理不了，谢过儿童们，我迈开大步径直赶往支局，找到外线员，把他带到现场，又急三火四跑到附近西桥子村，求助于支部书记，让他安排人扛来几根木杆，众人在青纱帐里扑扑愣愣好一顿忙活，终于使信号得以恢复。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很清楚，此是权宜之计，故障点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一段四华里长的老线路上，整个线路已不堪风雨，倒伏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长远计需全部更新。外线员也流露出此意。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啊，自己心中没着没落，太具挑战性了，但又势在必行，晚上辗转难眠。第二天，专程去支局与外线员进行了商榷、探讨，框算了所用物料，制定了具体计划，然后鼓起勇气，到党委办公室向秘书作了详细汇报。秘书听罢，询问了几个细节问题，略作沉思，提笔写了一封《因更新部分老线路凑集线杆和电线款的通知》，给坊岭片各村下达了明确任务，并赋予了我们一定自主权。他把通知盖上公章，装到信封里，郑重交给我，说：“你们的建议非常好，此事十分重要，回去抓紧落实吧！”党委的通知和秘书的话语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心里顿时亮堂起来，一股激情在周身澎湃。走出党委大院，又展开通知看了一遍，不但对内容十分满意，那潇洒的字体、流畅的文字、一气呵成的功夫也让我佩服之至，笔者那果断、干练的作风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件我保存了若干年，对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作线杆最理想的是松木杆，国防线上那滚圆笔直、黑漆漆的线杆多么让人羡慕啊！当地松树稀少，只能就地取材用槐树。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我带着米尺，来到邻近的官厅村，支书把此事委派给会计，我俩在蜿蜒的围子墙上，村中各处，盘亘着，物色着，丈量着，按照通知对线杆胸径、高度的要求，一根根确定下来。对于挑选线杆，实际上村干部比自己还在行、还有责任心，自己完全没有必要亲力亲为。其他各村便简而化之。登门汇报之后，书记们未提出任何异议，很是支持和配合，直觉告诉我，除了有“尚方宝剑”，与书记们对总机室的工作比较认可有直接关系，接洽过程中，有位平常架步很大、难以接近的支部书记，破天荒对我们予以褒扬，这使我们更加警省和自律。
送交线杆这天，总机室前热闹非凡，车辆络绎不绝，人喧马嘶，鞭声阵阵，线杆堆积的小山一般。
“三秋”一过，地净场清，立可动工。公社支局、广播站的专业技术人员、高家楼村电工都上阵了，附近村庄派出了劳力，在剃光了头一样广阔的田野上摆开了战场。支局高工负责总指挥，挖坑的、来回运送物料的、竖线杆的、穿着铁鞋系着安全带爬上爬下拉线的，一片忙碌。秋日的天空是晴朗的，太阳是暴烈的，人们的脸晒得像红烙铁，有的爆起了皮，民工们干脆脱去衣衫，裸露出古铜色、结实而微驼的腰背，黑水流汗、吭哧吭哧劳作着。累了，就在坷垃地里、刚刚露出麦苗的田垄上，或仰、或坐、或互靠着，歇息片刻。中午，西桥子村送来了单饼卷鸡蛋，大葱、虾酱和酱腌咸菜，大家席地而坐，说笑着，吃的香甜而满足。时间是紧迫的，任务是艰巨的，抹下嘴巴子，打一个饱嗝，又晃着膀子各就各位，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决战，粗声大嗓、急头赖脸的喊叫声和短促有力的应答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广袤、空旷的田野。暮霭笼罩之时，终于顺利完工，一排长长的整齐、崭新的线杆竖起来了，像无数忠于职守、昂首挺立的哨兵伸向前方。在我们心中这是一道最美最渴望的风景线啊！
奔波操劳了一天，卸下千斤重担，感到空前疲乏。晚上住了广播，坐在总机前，梳理了工程杂务，看时间已晚，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了，草草洗漱了一下，倒在小炕上便拉起鼾声。酣睡中被持续、刺耳的铃声震醒，一骨碌爬起来，睡眼朦胧看了眼桌子上的马蹄子表，时针指向两点，焦躁的拿起话筒“喂”了一声。“坊岭片到了，不要放下话筒，一会集体下通知。”是支局总机的声音，此时听起来格外响亮和真切。接着是各片总机陆续报到的声音。到齐之后，公社党委副书记威严的、拖着官腔道：“我是党委副书记，下个紧急会议通知，请大家听好记好：明天上午八点半，在党委会议室召开由社直部门负责人、各村支部书记和所有包片、驻点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时间半天，内容特别重要，任何人不准代替和缺席！”少顷又问：“有没有没听清楚的？听清楚了那就抓紧下通知吧！现在接近两点一刻，刻不容缓，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响鼓不用重锤敲！”
睡意顿时化为乌有，一下子进入应激状态。深更半夜怎么办呢？穿上衣服走出门外，星斗满天，夜色沉沉，前面的民兵值班室还透出微弱的灯光，情急之下走了过去。平常和民兵相处的不错，他们是总机室的常客，偶尔一起凑个“狗皮局”打打牙祭，此刻他们也许能提供点帮助。推开门，见几个民兵囫囵滚个子并躺在光席土炕上，轻声把负责的那位大叔叫醒，说明原委，他坐起来定醒了一会，揉着铜铃般有些骇人的大眼睛，直截了当的问：“通知写好了没有？”“还没有。”“回去一份份写好，写上书记的名，拿过来吧。”“那就劳驾你们了。”“不劳驾，有人去送，还能给你拿回收到条，你就放心吧！”赶紧回去照此办理。早晨果然收到一摞收到条，字迹歪三斜扭。原来民兵把村里的“四类份子”编了组，指定了组长，把信交给组长，组长再把任务分下去，执行起来就像板上钉钉，半点不会走样。过后细想，此举似乎有点欠人道，这只能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吧！这种办法以后再没用过。
这天上午，偶然间从话筒里串出的电话会议上，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惊心动魄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三）
袁家公社辖四十三个行政村，十几个社直部门、单位。支局只有一个投递员，他一般隔两天、最多隔三天来一次。来到总机室，放下报纸和信件，有电报和邮单打开夹子让我们签上字，坐一会，就跨上那辆草绿色、两侧挂着邮包的加重自行车，晃晃悠悠离去了。
那时写信是人们交流信息和情感的主要方式。我村是个四百多户的大庄子，投递员每次都带来一摞信件，有在外当兵、上学、做工或出工程寄来的，有四面八方亲朋好友寄来的。信件个性化鲜明，有的不写寄信人地址，只写地址内详；有的在背面工笔描着：“盼望信儿如飞燕，早早落到她面前”；有的特别提醒：“内有照片，请勿折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村的布局是沿着一道岭东西一线拉开，跨度很大。适合让副业人员捎的就托其捎去，其余的不管多远，我们都分头逐一送到门上，家人见到信很是高兴和感激，遇到吃饭总是热情相让。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村后一位相貌俊俏、性情温柔的姑娘，立在总机室门口向里探头探脑，见我一个人在，轻声细语的问，有没有收到她的信，我说没有。她有些疑惑，似乎不太相信，临走时莞尔一笑，嘱我收到信快给她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问过一次。果真收到来信给她送去时，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绯红立刻在脸上漾开，同时又有点不好意思。从来信地址看，对方是济南一家钢铁厂的职工。我想，这期间她一定经历了柔肠百转的情感波澜吧？很遗憾，这朵爱情之花后来没有结出果实。也许此时已经出现了裂痕。祝福她，善良的姑娘！
群众对外联络的另一种方式是挂电话。所要电话一般是县域内的，偶尔也有跨地区、跨省的长途，遇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就像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层层转要，九曲十八弯，费时费力。有时等的不耐烦了，跟支局总机催问一下，支局总机打开对外连接的话务台，里面立即爆出一长串各地话务员南腔北调的语音，有不急不燥的，有短促冷漠的，有打情骂俏的，就像一锅粥。
村西头一位张姓的大爷给在西安做事的儿子挂长途，早晨过来挂上号，等了一上午，来广播还没见动静。吃过午饭他又来“上班”，坐在一边一袋接一袋抽闷烟，中间我催问过好几次，就像拽牛筋似的。天近黄昏，才响起望眼欲穿的呼叫接长途的声音。通过话，我俩都如释负重长舒了一口气，张大爷收起烟袋，活动了活动大腿，诙谐的说：“真能急出疮气来，有这个功夫估计走也到了，干你们这一行得有极好的耐性。”
挂长途是计费的，有的通话人当场不方便，过后又忘了，登门去要实在难为情，只要不是什么大钱，毛儿八七的，自己常常给垫上。
总机员在村中的地位和相对优厚的待遇，是让人羡慕的。我任职不久，公社给予的补助由每月八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之后又提高到十五元，月底由本人到公社机关财务室直接支取。当时新入职的国家职工月工资才三十元左右。我很节俭，每月留下两元零用，其余交给家长用于日常开销，如果没有特殊事项一个月就下来了。有人暗中看上了这个差事，时机一到便迫不及待、想方设法争夺，涉世未深、有些书生气的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尝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
县学大寨工作队驻村后，对支部班子进行了调整。年轻的书记刚上任就找我谈话，有些底气不足的说：“你有文化，支部决定要你到学校担任教师。”我未加思索就婉言拒绝了。过了几天，工作队长又来到总机室亲自找我谈话，严肃的说：“经过工作队和支部研究，让你担任大队会计，支部很快解决你的入党问题，这是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你千万不要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我有点发懵，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回去跟家长商议一下吧。”家长听后，耽心一个刚刚十九岁的毛孩子，驾驭不了下面十一个老练的小队会计，没有同意。当我把这一结果反馈给工作组长时，他大为不快，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我意识到自己不妙的处境，此处不可久留，必须尽快另寻出路。
这时，随着伟大的历史转折，高考制度恢复了，决心破釜沉舟，奋力一搏。填报的三个志愿，其中一个是山东邮电学校，可见我对这一职业的青睐。考试的经历，我在一篇小文中有详细记述，与他人不同的是，我和担任民办教师的未婚对象同时踏上考场，更增加了一层压力。恢复高考第一年，不公布成绩，先初选，政审、体检后再正式录取。我俩都进入初选，高兴过后，隐忧随至，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啊！一天下午，准岳父把电话打到总机室，告诉我女方已被济南师范录取，又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没收到通知，准岳父安慰了我几句。过了几天，熟悉的几位考生都陆续收到通知了，我还是渺无音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身体在慢慢下沉，逐渐坠落到了无底深渊。副业上一位姓杨的爷爷对我很好，他来到总机室默默陪我坐了一会，临走时关切的问：“你心里不大好受吧？”我惨然一笑，充满了苦涩。录取接近尾声、几近绝望之时，一天傍晚，在公社教育组上班的郭老师，出乎意料的把高密师范编号为0001的录取通知书给我带到了总机室。见到姗姗来迟的通知，真是爱恨交加，心花怒放，眼前顿时展开了一片光明的、无比憧憬的新天地，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
到公社驻地办理户口关系，顺便到党委办公室与秘书辞行，这时他已进入党委常委。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热诚的说：“祝贺你，小王，考上了大学！”我羞愧难当：“不是大学，是中专。”他幽默的说：“那也是小大学！”又鼓励我说：“总机干的不错，很有成绩，到了学校继续努力啊！”不久他调到县委工作，八十年代中期担任了镇党委书记，后来成为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愿老领导幸福安康！
如今已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便捷程度超乎想象。不知怎的，当年那段用摇把子总机的经历，还时常让我想起。两相对比，恍然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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