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区隔了阶层，没有及时上车的白手起家外地“90后”，哪怕清华北大毕业，在京沪深上车的理论可能性已经趋近于零了。
最近几乎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房事，社会阶层流动停滞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人们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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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的事，需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人不同于其他种族最鲜明的特性，就是对种地这种技能的迷恋，人类相对发展较早的文明，最重农抑商，依赖种植的就是中国。精耕细作锻造了中国人的勤劳，农耕文明也浇筑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
你在中国要说一辈子租房也没啥，何必要买房，且不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临多少重障碍，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就无法接受。
房子，是阶层地位的象征，也是安全感的来源，现在追逐京沪深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和当年徽商晋商要建巨大的宅院，本质上并无而致。
我无意探究财税制度和货币政策如何给一线城市房价推波助澜，这样的讨论已经太多了。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一个十三亿人的经济体，其中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将自己的中国梦寄托在少数几个城市的房产之上时，这些城市的房产的价格，其趋势不言自明。
昔年，发财了的人衣锦还乡，在自家土地上建筑大宅，而今这样的需要全被一二线城市房产吸走。
中国广袤的大地，容得下许多乔家大院，但如果乔家大院全部都要盖在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房价自然会被炒到珠穆朗玛峰上。
许多人都在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有房有车孩子还要就读学区房的绝对顶尖的物质生活，哪里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阶层跃升？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代际矛盾。
如今在京沪深作为中坚的“70后”，因为进入社会早，当时房价并非高不可攀，够够就到了。
然而，和当年“70后”背景相似的“80后”“90后”就没有这种幸运，即使家庭背景相似、资源和能力禀赋差不多，但因为这一波史无前例的货币放水大漫灌，“70后”的资产借房产增值坐上了火箭，“90后”望洋兴叹只能读诗说从前的日色过得慢。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阶层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变奏。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浮沉全靠变奏的大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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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依靠的是制度优势。秦国消灭了贵族，而六国旧贵族始终强势。秦国能够直接以国家机器强力汲取到个体，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汲取能力，因为封建（此处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不是中国用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封建）的贵族对国王的汲取有抗拒。
秦国建立一整套“无军功者不受爵”的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阶层的快速流动，不管你有没有知识，有没有背景，只要杀的人够多，你就可以出将入相。
从本质上说，秦人之勇猛，正源于这种激励，强社会阶层流动的秦国，自然战胜了弱社会阶层流动的关东各国。
从秦到隋唐，人事制度几经兴替，最终导向平民化的科举制。帝王以科举，招揽天下英才，无论贵族庶族，最终都放在同一张试卷下面来检视。
这一制度，使中国拥有了在古代世界无可比拟的阶层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够中举，阶层流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
在农耕社会，社会上除商人（在当时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以外的其他群体，财富创造能力并无多大差别，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势，即可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
也正是如此，这造就了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也使得中国难以形成在社会阶层代代相承国家的那种“工匠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终止。社会流动状况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西风东渐，沿海沿江开埠，中国的工业化始得发端。
但总的来看，彼时的中国，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可与后来同日而语，但不同地域间的发展水平，却比现在更不平衡。科举制下，江南文风鼎盛，当地士人向来独占鳌头，但全国其他区域士子，也不是全无机会。
及至私塾改新学，子女教育成本和往日科举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知识界的尖端，更都是出洋留学归国者，以当时的社会状态，能够支撑子女留洋的，更是凤毛麟角。
翻看民国到中共建政之初政治人物的简历。国民党文官中，留洋尤其留学欧美的比例极高，共产党高官中，顶多也就是留苏或者赴法“勤工俭学”而已，完全不可比。
国府中坚中江浙人比例高，而共产党人中内陆人比例高，某种程度上恰是当时经济程度差异导致的阶层分野的反映。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现象而今已在重演，京沪穗深宁杭等城市最顶尖的家庭，其子女教育目标早就是常青藤的名校，再过若干年，拥有更高技术的国际化“海归”可能成为国内金领白领职位的“标配”，彼时，社会阶层流动也自然更固化了，和百年前的图景并无二致。
1949之后，社会阶层流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社会重新陷入劳动生产率较低且缺乏竞争的状态，社会资源分配重回行政分配路径。
一方面，对“地富反坏右”等阶层的歧视，使一部分人参与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彻底剥夺。
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只要一朝考学招工招兵最终进城，就可以享受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一夕之间改变自身的阶层。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最高领导人的集权程度越高，社会基层的原子化程度越深，反而使社会最低阶层向中高阶层的流动变得容易，而当最高权威涣散的时候，贵族也好，世家也罢，更多聚集中上层的资源，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反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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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启。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科技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
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够被“包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科举时代的大逻辑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和1949年到1966年的“前十七年”也有延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民众没有择业自由，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彼时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也是“一锤子买卖”，能够留下来的人，生存竞争自然相对不激烈。
八十年代，全社会整体仍在计划经济轨道上，但已有少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兴起，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才有普遍性的下海经商浪潮。1992年“市场经济”写进中共党章，中国才开始进入工商资本兴起的时代。
工商资本时代是典型的高增长时代，实体经济活力旺盛，产业投资回报丰厚，即使是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也只是推高消费品的通胀，除了高度计划管制的股票以外，全社会大多数资本品的价格，相对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泡沫。
只要能够赶上经济增长的班车，只要有从容的收入增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买房都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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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而流动性过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虽然相对放缓，导致居民收入增幅的低迷，但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尚未停止，使得大多数消费品的成本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
这种形势下，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总体比较温和（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整体消费水准的飙升，源于资本品价格（如房地产）飙升抬升房租等其他成本，导致服务价格蹿升明显。
如果说其他经济体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带有主动性，中国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从某种程度上带有明显的被动性。
流动性过剩下，谁能获得流动性，谁就能跑赢通胀跑赢大盘，谁不能获得流动性，谁就面临市场的淘汰。上市公司股权也好，一线城市房产也罢，莫不是因其流动性高地的地位，而成为财富快速增值的绝佳标的。
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增长方式的变化和代际矛盾复杂交织，社会流动性状态发生深刻变化。
工商资本时代，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不大，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不发达，全社会也不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这种情况下，处在相对较好行业，和处在相对较差行业的人，收入差距并不大，按部就班都能上车，被抛离主流人群的，主要是国企下岗人员。
从 南巡讲话到本世纪初期，新进入到大城市的人，以彼时二三十岁的中青年为主，核心人群是“60后”、“70后”。“60后”“70后”和“80后”“90 后”大不相同，“60后”、“70后”的父母大多是“40后”、“50后”（还是偏早的“50后”），在他们进入一线城市之时，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没有什 么积累，何况这部分人多数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就算在老家有点房产，也不可能变现之后掰开来给几兄弟姊妹用。
所以，这一阶段的生存竞争，是相对平面的竞争。
一来，工商资本时代是第一个资本时代，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的，此时在做的都是第一波的积累，没有太多老本可吃。
二来，工商资本时代的主要玩家无法从上一代获取太多资源，因此生存竞争是一代人以内的竞争。（从农村进城的第一代，上一代压根没有生存竞争的弹药，19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房产，更不用说卖房变现参与一线城市生存竞争了）
从代际竞争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本时代的事，很多就变得容易理解。金融资本时代新进入一线城市的玩家，是“80后”和“90后”，其父母大多属于“50后”（“50后”后期）和“60后”。
和“40后”、“50后”普遍积蓄不多不同（个别下海早的以及在体制内达到一定层次者除外，但这个规模很小），“50后”“60后”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分化较明显的群体，“50后”、“60后”中搭上工商资本时代快车的人，已和同龄人在资产上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而“80后”、“90后”普遍又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其父母可以开始以其储蓄和资产全面支撑其参加阶层战争，这无疑大大加剧了战争的烈度。
在工商资本时代，一代人面临的竞争，是自己这一代的收入竞争。到了金融资本时代，竞争变成上一代人的资产+这一代人的收入的双重竞争。
工商资本时代的平层积累，变成金融资本时代加杠杆的基础，这是竞争烈度放大的根源，也使得在一代人中完成阶层上升，变得困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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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竞争进入新阶段。简单地说，金融资本时代达到高潮，科技资本时代呼之欲出。“索洛模型”所描述的劳动、资本与技术三大要素，在生产中所扮演的功能在变化，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亦面临历史性的变革。
一个人的财富，是由收入和资产共同决定。只要进入到资本时代，社会财富就面临分化，中国时代迭代的进程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分化速度也自然非常可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一代人近乎发达国家的几代人，顺风顺水时，别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阶层跃升在中国一代人就完成了，逆风逆水时，别国几代人才家道中落而在中国一代人之内就可能跌落谷底。
这种分化，概括起来其实不复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化一直在加剧，简单地说，一部分人收入停滞或者负增长，一部分人收入算术级数增长，一部分人收入几何级数增长。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再到未来，这三部分人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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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收入停滞或负增长的主要是城市贫民，包括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的老国企职工，这部分职工所在的企业如果大幅裁员甚至破产倒闭，职工沦为失业者自然收入负增长，即使苦熬，基本上工资也仅能维持生计，没有什么盼头。
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农民工）收入都在算术增长。也有收入几何增长的，但那几乎是绝少数的有特殊资源或特殊禀赋的老板，在总人口中的基数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2008年到2012年，金融资本时代的上半场，实体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大量传统产业的从业者，开始从收入算术增长，沦为收入增长停滞的一族，而流动性过剩极大地刺激了金融系统，无论是金融业，还是房地产，一些强势行业的普通从业者也开始享受收入的几何级数增长。
概而言之，在底端，收入增长停滞也不再只是下岗职工的事，在顶端，收入几何增长不再只是老板的专利。收入增长停滞的人变多了，收入几何增长的人也变多了。
对收入算术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人而言，面对着自己不能够到金融地产行业直接分一杯羹，就只有通过穷尽所有手段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对抗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贬值。
2012年以后，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科技资本时代开始预热。“新常态”和“新经济”交织。
所谓“新常态”，反映的是大多数传统行业在成本高企和效率提升困难的双重打击下，面临持续困境，甚至有的行业已走到生命周期的末尾。
而“新经济”，则反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某种程度上说，短期内“新经济”很大程度以概念吸收泡沫，而从中长期看，“新经济”对“旧经济”的优势是不可逆的。
在这个下半场，人们开始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90%的人收入增长停滞，9%的人收入算术增长，1%的人收入几何增长。曾经大量处在“算术增长”区间的“白领”，在这一时期都跌落到收入增长停滞的区间，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银行业。
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已经传导到银行，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积聚，除个人房贷以外的传统信贷业务越来越难做，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充满交易性机会，但在银行里做这些交易的技术岗位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量的普通银行从业人员，其收入已经从过去的算术级数增长，陷入到增长停滞。
那到底是谁收入在几何增长呢？答案很简单，谁能够承接流动性，谁的收入就能够几何增长。
“新常态”下，承接流动性的，无外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性金融、非银金融和高科技这几途。基建和开发性金融，属于政策性稳增长工具，与大多数白领、金领关系不大，房地产、非银金融和高科技，才是泡沫的畅饮者。
在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非银金融的地位自不待言。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功的秘诀在于庞大人口基数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
即使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已经可以非常成功地汲取最大量的资源，而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更足以进一步推高整个相关产业的估值水平，使TMT产业成为中国流动性盛宴的重要享用者。非银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成为新时代的1%顶端人士的产出者。
人的一生，选择的机会有限，大多数身处99%相对较低增长行业的人，终究无缘转型进入盛产金领的领域。
对于他们而言，押宝房地产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既然收入不能随流动性几何增长了，那就只有靠自己的资产来分食流动性过剩的这杯羹，再不这样做，以后更上不了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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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未来比当下更可怕。这里我直接抄网红向小田的一段微博：“科技和互联网的创新使得中国前1%的富豪群体和其他人拉开差距，前者成了真正的上流社会，想要通过财富创造财务易如反掌；而后者却陷入了严重的“资产荒”，不得不拿出辛苦工作赚的钱去购买前者创造出来的高估值资产，否则就要在财富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向小田，2015.12.18）
如果说在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产业，还只是商业模式+资本所形成的巨大的流动性汲取者的话，到了真正的科技资本时代，新技术将不再简单地和资本抢夺流动性，而将以其巨大的效率优势碾压其他的生产要素。
更何况，不能低估中国政府乃至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意志，全球性的这一波流动性过剩，本来也快结束了，科技资本的魅力，终究将不在其概念，而在其效率，这一点，其他类型的资本很难比得上了。
我的朋友谢熊猫君有一篇在中文世界很有名的译介人工智能的文章，里面提出来了一个很中国的词——“吓尿指数”。简单地说，未来学家Ray Kurzweil把人类的加速发展称作加速回报定律（Law ofAccelerating Returns）。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规律，是因为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能够继续发展的能力也更强，发展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人去到未来，并且被吓尿，他们需要满足一个“吓尿单位”。
满足吓尿单位所需的年代间隔是不一样的。在狩猎采集时代满足一个吓尿单位需要超过十万年，而工业革命后一个吓尿单位只要两百多年就能满足。”在未来，“吓尿单位”只会越来越短，不会越来越长。
人工智能、生物医疗、5G通信，现代人类正在不断地憋更多科技创新的“大招”。无论中国在这些新技术中扮演什么角色，即使是作为追随者，当21世纪的所有新技术的效能全面显现之时，这些新技术的掌控者，其劳动生产率将是其他行业的百倍千倍，科技资本对其他产业（甚至包括非银金融和房地产）的从业者都可能带来降维打击。（科技不是“新经济”的唯一元素，新兴的消费和服务当然也很重要，譬如“明星经济”，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此文按下不表）
向小田前几天的文章里写道“能创造一种资产的人永远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拿着钱去买别人资产的人都是被动的。前面一种人是少数人，所以他们永远享受着一种高溢 价。后面一种是多数人，所以看似轻松，实际上承担了比别人更大的风险，而且是潜在的买单者。”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人成为后一种人，并不是因为图轻松，而 是因为没办法。
北京学区房的价格被炒上天，源于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下一代打赢阶层战争的强烈意愿和对输掉这场战争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今生注定和泡沫与新经济绝缘的中年人而言，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1%的人的劳动生产率碾压99%的人的时代，成为那1%比什么都重要，而培养子女成为那1%的成本，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高。
终有一天，买不起北京学区房的人，就培养不出来能上清华北大的人，那不是平面意义上的社会板结，而是一个三维世界的真实图景。（这里“清华北大”不是实指，实际上指的是最好的受教育机会，而那些买得起学区房的人从理财的现实角度也未必一定要去买）
绝大多数人的困境和无奈在于，面对注定会来的三维世界，自己只能在二维平面上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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