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难

第一部分  被贬之人

天保二年的冬天，我左秩乐陵郡，下马伊始并无多少公务要处理，时天清气爽，百无聊赖之际，我常与友人登极高山，眺望东海，百川之终浩瀚无边，这是在清河绝难看见的辽阔景象。

这样多少舒缓了我被贬谪的愤懑与痛苦，我自也在清贫中努力作乐，闲来无事想想糟糕的时局，如是的“高官厚禄”不要也罢。

时两国（北周、北齐）势如犄角，龙战玄黄，百官们纷纷引颈观风，皆不敢高声言语，生怕所附一朝失势，若留下什么言柄，恐惹来数不清的祸端。

故此，朝廷将房某人发来这古夷地，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在这里无为高卧，无论如何都不会招惹祸患。

有朝一日，北齐高氏打过黄河，得了天下，我便是高氏的臣子，北周宇文氏打过了黄河，得了天下，我便是宇文氏的臣子，所谓“君为臣纲，赤忠尽责”都是不得讲破的场面话，谁要往心里去了才是大冤种。

再者天下为公，从来非一家所有，南北朝的战都打了几百年了，都是你方唱罢我方上，哪有什么“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正道天子，我看都不过是一群军阀罢了。

如今两氏为此举旗鼓噪，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家公卿食禄不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只能是通权达变，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

子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房某而今才感知其中奥妙。

不过被贬斥的滋味终究是不好受的。

从通直常侍直接变成郡官，可谓一落千丈，奇异的是，一旦离开了邺都，我就忽然觉得曾经颂念的礼义大宗都如狗屁一样，虚伪又可笑。

以前在禁中，我以“直吏”之名掌侍左右，规劝帝王得失，言谈举止皆遵儒家至理，曰君子慎独，曰谨言慎行，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在邺都宫禁府衙处处秉礼，不敢稍逾制度，即便在家中，也是本本分分，时间久了，我常以为自己有成圣的资质。

未尝料到一朝下放，忽然发觉自己竟也有“小人”本性，现在我也不羞耻于以小人之心来管窥蠡测。

古之直士也并非全是崇高之辈吧。

我可以肯定自己的想法，所谓“赤忠”、“耿介”不过是位势使然，人一旦被捧上了高位，就不得不戴上面具，时间久了，这副面具就会跟人脸长在一起，想摘都摘不下来。

于是乎，他们都同房某人一样，表明是“鸣谦”君子，背地里却人心各异。

不然的话，朝野上下为何妖氛日浸呢？

话说回来，列君子们纷纷选择“慎独”，略不过是身在攒峰岌岌处，唯恐祸患惹上头罢了，追本溯源还是“明哲保身”四个字在作祟。

就如我，一旦远离魏阙，小人之性便尽显笔下了，这私家之语可唯恐被人窃听了去，不然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论议我。

闲话不提，总之世事复杂，能逃避开也未尝不是好事。

我准备待来年开春在山中辟一处别业，然后将家小接渡过来，邺都虽好，但距离国境线太近，一旦周兵攻破了怀建两州，邺都便有覆盆的风险，届时兵民蚁乱，又免不得到处操心。

如此想了几回，左迁的愤懑总算是消解得差不多了。

年关将近，落了一些雪。

一个晴亮的早晨通曹的杨老吏送来了一封信函，我一看是邺都寄来的，心中起了一个趔趄，同时又有荡漾出一阵激动。

莫非是国事告急，要我官复原职？我自是不敢怠慢，赶紧找了个僻静处看信。

原来是魏伯起送来的私函。

原本安定的心又激荡了起了一片寥落，我自视与伯起才华不相上下，而今他却官运亨通，深得圣宠，年初又调入史阁，大有平步青云的态势，与我当前的际遇相比，简直别如云泥，这实在让我意难平复。

伯起大概是写信来安慰我的吧。

名士交际大凡如此，谁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

我耐着性子读了下去，前面写了一堆士大夫互捧的漂亮话，而后话锋一转，忽然扯到了“国史”二字上来。

我捏着信纸的手猛地抽动了一下。

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