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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侥幸的批评家》(新著《窥豹录》自序)

【胡亮】《侥幸的批评家》(新著《窥豹录》自序)

作者: 谈龙集 | 来源:发表于2018-04-24 15:46 被阅读0次

                                     

                              侥幸的批评家

                                      胡亮

            批评家主要有三种:时政批评家、艺术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小说批评家、戏剧批评家和诗歌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诗歌批评家。诗歌批评家主要亦有三种:古典诗批评家、现代诗批评家和当代诗批评家。在这里,笔者只愿意谈及最寂寞的当代诗批评家。唯有当代诗批评家,才是寂寞的立方,才最有资格成为侥幸的批评家。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必须借助某种统计学——这种统计学,毫无疑问,将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所谓“悲哀的计算”。

            笔者只是一个读者而已,却无端地相信:在中国,在当代,至少有一千个专业的批评家。他们从不缺乏所谓的批评才能,与这种才能相表里,他们也不缺乏对诗的深情和敏感,甚至不缺乏必要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与神学、艺术史与思想史修养。然而,其中九百个批评家,将在本轮计算中成为减数。他们或认为,好的批评,不如好的生活。慢慢地,批评,就质变为生活中的社交。批评(姑且仍然称为批评)的低成本,换来了社交的高回报——机会、荣誉、物质或职务的高回报。这种高回报,由期货,到现货,中间隔着小聪明、堕落和判断力的闲置。这九百个批评家(姑且仍然称为批评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百二十个批评家,在酒醒后的某个深夜里,辗转反侧,忽而失了眠。他们找出青春相册,翻了三遍,然后写出自祭文,痛哭流涕念了五遍。第二天清晨,他们发愿写出真正的批评,给匍匐在尘埃中的某位大诗人戴上桂冠。然而,门铃响了,快递来了——他们收到了“薛蟠打油诗创作一周年研讨会”的邀请函。薛蟠,也就是呆霸王,不用笔者专门介绍了吧?另外七百八十个批评家,早已没有眼泪,他们只剩下珠圆玉润的算盘——其中两把算盘,藏于两只长袖;还有一把算盘,藏于谁也找不到的隐形的抽屉。批评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又出现了上调的态势。他们举起高脚杯,彼此致意,碰出了得体的脆响。没有自祭文,只有祭文。他们把祭文——也是讽刺诗——提前送给了想要挤过独木桥的那些傻瓜。当然,前边说到的自祭文,挽的是个人的理想;这里说到的祭文或讽刺诗,挽的是——带着一丝讪笑——他人的执迷不悟。

            不管怎么说,当代诗,终于还是得到了一百个批评家——这一百个批评家都是出色的批评家。他们铁了心,壮了胆,把批评作为可以献身的名山。前面就是独木桥,就是牛角尖,就是绕不开的十八座虎山。从虎山,到名山,相隔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无限辽远的地带上,当有上帝,将对这一百个批评家进行再选择。悲壮与残酷,都只是寻常风景。

            是的,现在还剩下一百个批评家。其中六十个批评家,并没有足够的天赋。天赋是上帝的绣球,是罕见的、偶然的、不可预定而又难以推脱的礼物。比如,蜻蜓的复眼,可达二万八千只。再如,狗的嗅觉细胞,可达两亿两千万个。天赋是细胞,亦是麻绳。另外四十个批评家,已经被重重捆绑。对,没得选,只能从事批评呢。对他们来说,当代诗,既有二万八千幅视图,亦有两亿两千万种气味。此种分辨率,就是天赋。如果他们不做批评家,屈就平庸,转而学习腌肉、酿酒、养海狸鼠或修皮鞋,很快就会表现出不被理解和尊重的非凡的笨拙。

            现在还剩下四十个批评家。其中二十四个批评家,并没有合理的学养。一方面,他们精通西洋现代批评。精神分析也罢,原型批评也罢,俄国形式主义也罢,新批评也罢,读者反应理论也罢,符号学也罢,女性主义与性别政治也罢,后殖民主义也罢,都是趁手的工具,都可以用来解读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批评的“应用研究”。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呢。另一方面,他们熟读西洋现代诗歌。象征主义也罢,表现主义也罢,超现实主义也罢,意象主义也罢,垮掉派也罢,荒诞派也罢,语言诗也罢,后现代主义也罢,都是耀眼的榜样,都可以用来参证中国当代诗。由此得到的成果,与其说是当代诗批评,不如说是西洋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y)。他们在讨论翟永明吗?非也,是在讨论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呢。他们是在讨论韩东吗?非也,是在讨论英国运动派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呢。前述应用研究和影响研究,要说,对当代诗亦颇有必要。但是呢,这样的研究,不免洒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浓重阴影。这二十四个批评家,把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七种复义》拜读了三遍,却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雪藏了三十年。笔者的意思已经很明朗,虽然新诗从来没有真正地诀别过中国古典诗,但是新诗批评——尤其是当代诗批评——却已经较为彻底地违弃了中国古典诗学。

            现在还剩下十六个批评家。其中七个批评家,并没有强烈的批评文体学自觉。文体学自觉,这似乎只是创作者——而不是批评家——的必要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要紧的,乃是“问题”而非“文体”。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大都心安理得地持有这种令人遗憾的观点。如果借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术语,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出色的诗人具有更强的“言语”(parole)能力,而批评家则具有更强的“语言”(langue)能力,故而前者跳脱而后者规矩,前者抽出了新芽而后者死守着朽根。批评家挑剔着某个诗人——或某个诗文本——的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由此写出的批评文本,在角度、节奏、语调或想象力方面却泛善可陈。他们用青铜阐释着白银,用白银阐释着黄金。这青铜,这白银,居然一点儿也不脸红。已经输了几十年,批评家呢,依然顾盼自雄。诗人不再指望批评家,就如同,黄金不再指望白银而白银不再指望青铜。什么时候,不仅是在诗人这里,而且是在批评家这里,古字、白话、口语、方言、翻译体、甚或竹头木屑才能铸为合金?什么时候,诗人和批评家,诗文本和批评文本,才能展开你追我赶的竞赛或你死我活的热恋?是的,批评不是批评家对诗人的心服口服,也不是批评文本对诗文本的毫无自知之明的单相思。两者,全身心,都要投入这场竞赛或热恋。分不出雌雄,那才叫好看呢。

            现在还剩下九个批评家。其中两个批评家,并没有必需的金钱。是的,金钱,你并没有听错。与任何批评门类相比,当代诗批评——乃至研究——都是投入最多收入最少的行当,换句话说,这是亏定了的买卖。为什么这样讲呢?批评或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托公共图书馆。但是,当这两个批评家坐了三小时大巴,两小时高铁,终于走进某个公共图书馆,他们就傻眼了,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流下了热泪。从县立图书馆,到市立图书馆,从省立图书馆,到国立图书馆,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或许都藏有多个版本的余光中或舒婷,舍此而外,却只藏有少得可怜的当代诗文献。像商禽的讲座视频、哑默的自印文集、北岛的海外版诗集和散文集、骆一禾的日记(哪怕是复印件)、张枣的信札、钟鸣或蒋浩主编的民刊、沈浩波私刻的色情诗集,诸如此类的文献,尤其是非正式出版物,很难见诸公共图书馆。当代诗文献,就如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曾经谈及的来自比卡内尔的圣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你以为“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就可以揭开某页吗?不,对于这部无限之书来说,某页也就是无数页。这两个批评家后来得知,也许只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经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先生多方采集,才藏有较为可观的中国当代诗文献。然则,大巴票,高铁票,还没地儿报销,又怎么买得起飞机票?这两个批评家,把拟好的文论大纲扔进了果皮箱。另外七个批评家,节衣缩食,呕心沥血,穷二十年之功,斥三十万之资,成八千册之藏,终于建成了一座志在当代诗文献的私立图书馆。可是,他们买不起别墅。这座私立图书馆,必将占用家里的客厅、卧室、过道甚至卫生间,为妻儿所怨,复为亲友所讥也。

            现在还剩下七个批评家。其中三个批评家,并没有持久的耐心。无止境的阅读和写作,寂寞的立方,永远的零回报,“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此乃唐人李白之诗也),都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这三个批评家决定稍事休息,不再深究何以北岛羞于提及《回答》,而韩东厌于提及《有关大雁塔》。他们根据早年得来的印象,再次赞美着——或者挖苦了——《诺日朗》和《悬棺》,却无视杨炼又写出了《叙事诗》和《艳诗》,而欧阳江河又写出了《泰姬陵之泪》《凤凰》和《宿墨与量子男孩》。至于美学的少年先锋队员,虽然不断涌现,也只是引起并加固了他们的居高临下的怀疑。小孩儿呢,看看再说吧。最近,他们得到了两家出版社的答复,即便完成了书稿,恐怕也没有付梓的可能。只有自费出版,免费赠送。他们嘟囔着,“老子不干了”。这三位批评家,有的改行从事电影批评,有的改行从事水墨批评,有的移情于山水,很快就在江湖上消失了萍踪。

            现在还剩下四个批评家。其中一个批评家,忽然卷入了一桩奇案。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跳进来两个贼人,剜去了他的眼睛,割掉了他的舌头,砍断了他的双手。这桩奇案,最终未能侦破。可怜的批评家,经抢救,保得了性命,却已成了不能看书、不能说话、不能写字的废人。他该怎样度过残生?像《山海经》所记载的那样,“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或是像商禽先生所写的那样,“用脚思想”?如此这般,都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呢。

            天啦,现在只剩下三个批评家——三个堪称孤绝的批评家。我们的统计学,我们的“悲哀的计算”,与其说求得了最终的差,不如说仍在猜测着难以捉摸的天意。阿弥陀佛,但愿这三个批评家,关好了天然气,修好了漏船,没有被吸毒的小儿子气死,没有被打牌的老婆逼疯,没有遭到某些名流或主编的暗算,没有陷入巨大的虚无感,没有患上抑郁症、卢伽雷氏症、脑萎缩或耳原性眩晕症,更没有患上肺癌或白血病,没有被医生误诊,没有撞上从顶楼掉落的花盆,没有恰逢地震,没有受到核辐射,没有乘坐即将开下悬崖的汽车。倘若真的是这样,这三位批评家,就是侥幸的批评家。既有侥幸的批评家,亦有侥幸的诗人,两者的遇合,可望成就侥幸而伟大的批评。

                                              2018年4月16日

                                    春深夏浅,绿肥红瘦

    【胡亮】《侥幸的批评家》(新著《窥豹录》自序)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元写作》主编。出版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和《虚掩》,编著《永生的诗人》,主编《出梅入夏》。目前正在写作诗集《片羽》、论集《窥豹录》、专著《涪江与唐诗五家》。曾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洛夫国际诗歌节、邛海国际诗歌周。获颁袁可嘉诗歌奖。现居蜀中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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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亮部分著作,尚有少量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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