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枪很陈旧,初见到它,真怀疑它能不能打响。和朋友一起练习过很多次射击,计算上靶情况,我的枪法算是佼佼者了。虽然有好的射击水准,可是用这样的武器还是让人心里不放心。
黄昏时刻熟悉的小巷,一队人脚步匆忙,心情起伏,按照集结前总指挥的要求,行军期间默不作声。
对面闪出来了一队身着灰色制服,带有束腰皮带的军人,右臂没有臂章。按照约定,不是接应的人。
临街相遇,看见我们一行人人手很多,以为安排上有问题,有些错愕,第一念头应该是遇见了自己的队伍,依旧保持松松垮跨的样子。看清我们的着装打扮,领头人反应脸色大变,煞白的脸上汗水马上涌现出来。
领头人匆忙说,“兄弟们,是叛贼,立功的时候到了,下手抓贼”。
话音没有落下,我对带队的人举起了枪,他应声倒下。枪声大作,人四处散开。
我的名字是方声洞。
家乡是福建闽侯,15岁前我在福州念私塾,家人说我聪明机警、胆略过人。
1902年,16岁的我随哥哥、姐姐东渡日本留学,到东京城学校习陆军。
沙俄占领中国东北,我与哥哥方声涛加一起加入“拒俄义勇队”。我深感国力衰败,民生艰难,为救民倒悬水火,在日本又加入同盟会。
到日本后不久,我学习各种知识,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效力。
可是,不幸消息传来,因为母亲去世,我返回福建治丧。
丧母悲痛与国力衰微,让我陷入悲愤之中。
如何改变孱弱中国,拯救受苦受难的同胞,我没有找到具体的途径措施,只能通过书报表达悲愤慷慨。
为开民智,我尝试办起了书报阅览所,力图使革命思想,普及于国民。然而,革新的效应非常缓慢,国家变革到了关键时刻,不革命必灭亡是我们的共识。
为更好的学习,我又返回日本留学。清政府规定,留学日本的自费生不得学习军事,企图阻止革命志士掌握暴力手段,日本政府同意这项要求,他们也希望清朝政府和国民保持一种蒙昧愚钝的状态,便于在中国国土上的扩张。
我只能转读医科,希望以医术效力革命。
1911年春,同盟会策划在广州举行起义,要求发动尽量多的革命力量,力求唤起民众。
我闻讯后激动不已,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是好男儿效身国家的机会,我积极请战。可是,同盟会领导层考虑,我的条件并不太适合,决定将我继续留日,从事联络工作。
日本的留学生活,让我深深感到中国人地位卑微,感受到国家必须树立民族民主的政权,树立国际威望,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国民,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取利益。
我千方百计请战,多次写信要求参加任务。
“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
“……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
一边在日本负责联络革命党人,秘密运送武器、炸药,一边想办法能够离起义更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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