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地上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抑郁症病人。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另一位作者——孙仲旭,在2014年8月28日因抑郁自杀离世。
这是又一个被抑郁侵袭,最终失去了生命的人。与之交往过的出版社编辑却表示“这时候,缅怀他就好了,再去刨根问底孙仲旭为何要得抑郁症为何要离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单就对孙仲旭而言,谈论抑郁已经彻底没有意义,对逝者来说也是大不敬,但是对于抑郁本身不仅有必要,而且一定要谈的透彻,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抑郁之中,对抑郁的看法,极有可能改变他们,甚至让他们可以活的和平常人一样。
我听过的最为精彩的关于抑郁的故事和对抑郁的理解,并非心理学著作,而是来自于一位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在TED的演讲《抑郁,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这位作家自己就曾经是一位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治疗康复之后,就开始关注抑郁,从社会层面去研究抑郁,他接触和了解过的抑郁症患者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位专业的医师。
Andrew Solomon在演讲中呈现了抑郁的多个方面,从自己出发,到其所采访和调查的对象,引申和归纳出了一系列的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抑郁已经深深地嵌入在我们的个性当中,如影随形,抑郁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个观点是哲学倾向的,没有任何的来自心理学的或者医学的证据。它似乎宣告了,抑郁是人性的一部分,你无法去除。当你妄图分离、无视、逃离它的时候,它越发会紧跟你,尤其是当你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
既然抑郁是人性的一部分,无论你是贫贱还是富贵,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是乐观外向还是沉静内敛,都会有可能触发。一旦抑郁的野兽成长到无法忽视的境地,即便有明确的医学上那些治愈标准,抑郁终将伴你一生,让你时刻知道它不会离开,抑郁症有着极高的复发率,就算治愈三四年之后,都会在某一天又重新开始。
在目前有限的信息当中,孙仲旭是寻求过医治的,而且情况也好转了些。出于职业操守,医治孙仲旭的医师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医治过程。不过从医治的角度,不少医生的观点是把抑郁看成是一场感冒。感冒是人人都会得的,只要及时医治,就会减缓减轻症状,也可以被治好,但是治好这场感冒,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得下一场,也许几个月以后你又会头痛发热流鼻涕,所以把感冒和抑郁相比是非常接近。甚至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学界泰斗马丁•塞利格曼,也在近期孜孜不倦的开发一种以“乐观”为中心,称之为“心理免疫”的方法,就好像流感疫苗一样,以减少抑郁或者其他心理疾病的发生。
孙仲旭离开医院的时候,毫无疑问,已经对抑郁有所了解,但是他又回到医院,然后在那里离开尘世。可能他不知道,一旦得上抑郁症,一生就会在其阴影下,“你的脸会朦上一层灰色的面纱”。许多和孙仲旭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热爱生活,积极主动,是个“吃货”。不过可以断定,在患病之前,他是个对抑郁一无所知的人。作家,就算是译作家必定会探索人性,探索到自己的内心,遗憾的是孙仲旭却在这个已知的凶险面前倒下。可以说,他第一个回合就失败了。也许,他已经知道,抑郁无法被分离,要停止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毁灭自己,从此抑郁也会消失。
对抑郁现有的解释是自我的情绪调节机制出了问题,是扰动了脑部的某种化学平衡,简单的分成生理和心理两种,最终都导致情绪问题。孙仲旭的抑郁,从目前来看,有可能是翻译雷蒙德·卡佛和理查德·耶茨的作品进入了人性的黑暗领域,触发了抑郁。“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这是他在患病之时,发于微博的尼采的句子。无论是心理或者生理触发的抑郁,既然最终导致的都是情绪问题,那么为何不用另一种情绪去占据呢,哪怕是某种状态的模拟。“当我知道自己要抑郁或者进入抑郁时,当我的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你什么都是不是,你活着毫无意义,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在脑子里唱起 ‘花儿已经飞走了’,在那个时刻我想我肯定很糟糕,但是过后,我又可以过回平常的日子。”这是寄信给安德鲁•所罗门的一位生性乐观的抑郁症患者,在复发时的方法。但是,如果你和张国荣一样,一直想,我又多金,又有这么多歌迷爱我,一生没做过坏事,怎么老天这么对待我,也许你会像张国荣一样,4月1日,从22楼纵身一跃。
既然,抑郁会伴随一生,那就试着和他做朋友,试着和他和解,试着让他偶尔来一次,不要急着赶走他,急着从这种精神的疾病中逃离,他,是你的一部分,是你让他成形,让他具有力量,最终也由你来决定以何种态度和他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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