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看李敖,最喜欢李敖式“史例”,用得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李敖大学问,史料烂熟于心,有独特的解读方式,有一流的判断力,何为知识分子之独立思考,早年的李敖当是榜样!
《直笔—乱臣贼子惧》讲史官与皇帝的关系。先写史官立言之重要,以孔子为首例,孔子认为天下大乱了,虽在司法任上却无能唯力,便越距刀刻《春秋》,抢了史官的饭碗。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的《春秋》写了什么?李敖说也“充满”谎言,比如《春秋》写“鲁之君臣,未尝相杀”,而史实是鲁国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
孔子为何说谎?因其有自己的主张,他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换言之,若你被孔子视为尊、亲、贤,你在《春秋》中便无恶行,因为孔子刀刻“汗青”时,会为你“隐瞒”。所以孔子看重立言,并认为立言是当下之急,立言就是要做意见领袖,就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告诫天下人,《春秋》为言大义,更为了训诫天下乱臣贼子,让乱臣贼子们有所畏惧,因此,他的“谎言”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曲笔”。与“曲笔”相对的是“直笔”。李敖讲,孔子原本是要直笔春秋,结果却仍然难免曲笔写青史,可见直笔不容易。
直笔如何不易?
文天祥《正气歌》中写“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史官直笔的故事。李敖讲直笔,就拿文天祥著名诗篇中的例子来解读,耳熟能详加之讲透达底,就是最好的立论。
李敖先讲了史官“直笔”自周朝伊始的传统。周成王小时拿树叶刻个珪,拿给其弟说以此封王给你,史官记下了。长大后,史官要求成王给其弟封王,成王茫然,史官翻开记录念给他听,成王不以为然,说那是小孩子的玩耍戏言,史官正言:“君无戏言!”成王只好封其弟为晋王。史官的尊严和尊贵自周成王时就高杆立起。却原来“君无戏言”并非君的自律,其实源于史官监督,若无监督,自律也难。
到了公元前607年,晋国公被赵盾的弟弟所杀,史官董狐记:“赵盾弑其君”,赵盾立刻去质问董狐:弑君的是我弟,不是我!为何写我弑君?董狐不卑不亢慢条斯理给他分析:你弟弑君那天你躲起来了,但仍在国内,你并没有阻止,现在你又不追究凶手,所以你脱不了干系!赵盾虽然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任董狐这么写,谁让人家是史官,职责权利所在,皇帝也无权干涉史官记录,这是皇帝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从董狐记录来看,史官是可以按照自己对时事的理解来记录历史的。这在今天就叫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应该是对“春秋大义”的深刻效仿,可见文人立言的份量。
又过了五十九年,将近一个甲子的轮回。又有皇帝被杀,这次是齐国,弑君者大臣崔杼也,太史如实记录:崔杼弑庄公。崔杼连皇帝都敢杀,见这太史死脑筋,直接杀了太史。太史死后,其弟当了太史,仍然记录:崔杼弑庄公。崔杼也不客气就杀了太史弟,后来,弟弟的弟弟又当了史官,仍然写:“崔杼弑庄公”,又被崔杼杀。杀了太史和太史的两个弟弟,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继承了家族职业,当了史官,仍然写:“崔杼弑庄公”,这下崔杼泄气了,只好罢了,任史官写去吧。
崔杼宁肯杀人,也不敢篡改太史所写“汗青”,如此就有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所寄。史官的“直笔”现在看来,就是对权利的监督,有皇帝对史官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制度上讲,史官所写,皇帝连看都不能看,更不要说干涉,汉武帝以残暴霸道著名,但汉武帝都不得不遵循该项制度,他不杀司马迁,才有《史记》流传下来。
当然,规矩有立的时候,也就有破的时候,自盛唐起,此史官制度开始动摇,史官所记多为皇家粉饰太平,也因此才出现民间以“野史”担当“直笔”。再后来,直笔难寻,曲笔就玩出了各种花样,这些花样在后世也或有被“软埋”者,在此不论,论不透底不如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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