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也曾是个有为青年。农村家庭出身，考到了汉东大学政法系，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陈岩石的女儿陈阳和大他十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梁璐都心仪于他。但他只爱陈阳，并拒绝了梁璐。可毕业之时，他却遭到了梁璐的报复，梁璐的父亲将他分配到了乡镇司法所，陈阳去了北京，两人被硬生生拆散。
这是对祁同伟的第一个打击。在那里，他看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所长一干三十年，从热血青年和到暮年老者，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后的自己。他或许已经感觉到，个体的命运在权势面前的渺小。但他仍不气馁，他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他主动请缨参与缉毒工作，在缉毒过程中，身中三弹差点牺牲，他用命换来了英雄称号，并希望能够走出基层。可结果是，他仍被压在基层一动不动。这是第二个打击，也是致命的打击。祁同伟这才发现，只要有梁璐的父亲压着，无论他多么努力，可能也不再有翻身的机会，“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
此刻的祁同伟走上了蜕变之路，他转而追求梁璐，梁璐要求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当众跪下求婚，祁同伟照做。这一跪，不仅是他与陈阳的爱情死了，过去的祁同伟也死了。他终于从一个有为青年，蜕变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于祁同伟的这段经历，不少人的看法可能与剧中的侯亮平和钟小艾相似，他的不得志只是“权力小小地一任性”；他的遭遇，无非是谁都会遇上的“走上社会碰了壁”；祁同伟被这么轻易就摧毁了，说明他的意志力比纸还脆弱……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毕竟任何选择都是由个体做出的，并且，祁同伟之后的“黑化”之路，与梁璐父亲并无直接关系，这是祁同伟的自作孽。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将所有问题都推到祁同伟身上，我们必须正视：在他蜕变的关键时期，梁璐父亲和梁璐所代表的任性权力，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致命的伤害。
侯亮平和钟小艾对祁同伟的批评，强调的是个体的良知、努力、自制力、意志力，以及作为一名公仆的服务意识和贡献精神，这些是我们在批判精致利己主义者时常用的话语，如果用一个概念来统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启蒙主义话语”。中国的启蒙主义话语滥觞于“五四”，它以科学、人文和理性等为核心，以真善美为鹄的，以批判愚昧、无知、封建等为己任。
人人都知道启蒙主义话语是对的，但启蒙主义话语能否最大程度发挥效力，根本在于，它背后存在的那个“共同体想象”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动员力。“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话语对于革命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其背后附着的关于“新中国”的许诺，关于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想象和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个体想象，对于彼时的青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针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提出启蒙话语，我们许诺的又是什么？信奉这一套价值体系的人，是否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有为青年时期的祁同伟，本是启蒙主义话语的信奉者。他坚守自己的爱情，并不屈从于梁璐及其家族的权势；即便被分配到山沟里的司法所，他也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可遗憾的是，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他发现个体的奋斗和努力不值一提，他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和信心。在梁璐父女的威逼利诱下，在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权力压迫下，启蒙主义话语在他这里失效了。
可以说，启蒙主义话语的失效，直接催生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启蒙主义话语为何失效？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对“启蒙主义的绝境”有深刻的揭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可他们却情愿将错就错。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替代选择”，只有这样做才能利益最大化。
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祁同伟是否还有“替代选择”？你当然可以说，他也可以在基层做得很精彩，但如果祁同伟本可以有更大作为，却因为权势的为所欲为而丧失了选择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年轻人当然可能在社会上碰壁了，但问题的关键于，祁同伟的“碰壁”是有人故意刁难，从中折射出的权力对个体努力的碾压，才是令祁同伟屈服的原因。
这也是祁同伟引人同情地方。虽然他之后的“黑化”之路是自作孽，但导致他“黑化”的开始，是以梁璐父女为代表的为所欲为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仍遍布中国官场。反腐大战，虽然反掉了一些明显的经济贪污等，但却仍没有反掉这种裙带联姻和阶层固化。一个平民子弟上升之路是如此艰难重重，而“官二代”们却天生歆享着各种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他们动动手指头，就轻易决定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此时，面对蜕变成精致利己者的小人物，道德劝诫和批评自然是必须的，但这可能是失效的，只要梁璐父女们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就会有无数被损害被侮辱的有为青年祁同伟，也会有无数最终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祁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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