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电影季大串讲备忘：精神父亲与独立主体

C&B电影季大串讲备忘：精神父亲与独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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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庭老师的康德式解读

《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老师恐怕算得上是每个处于青春期的学生都喜爱和景仰的对象——博学多识，个性十足，散发着不同于年龄的青春气息，蔑视和挑战权威。如此完美的形象简直每一个组成部分拿出来都是足以俘获青春期主体的力比多结构：博学多识驱散主体面对未知的恐惧阴影；十足的个性成了萌芽成长中的主体意识的最佳参照；青春活力更是共情的基础；而挑战权威成了稚嫩主体们释放被压抑的原始攻击的合法性道德参照。当学生们被基廷老师的“及时行乐”引向对抗刻板专制的新教式精英主义教育的革命狂欢时，危险也接踵而至。缺乏启蒙的原始能量才摧毁即成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主体自身（当然电影里自恋水平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并没有展现出对体系直接的暴力，不过间接地暴力小尾巴已经足以招惹体系的镇压了）。那么，基庭老师将要对他那不健康也不不完备的大他者构建程序负主要责任。

在这部电影的解读中，我们知道了事实上在他的个性与叛逆的形象之后，是一个虚弱的基廷老师。他点燃了学生对独立主体的追求，却没有教授他们在一个稳定的体系之中主体初现之时将要面临的境地，更没有训导他们小心主体独立时的危险。结合电影中的表现，基廷老师反而像是“使用”了他的学生，将学生的点燃作为他的学生时代未能得到满足的创伤式的补偿。而当他点燃的学生尝到背离体制道德而被体制机器惩戒时，基庭老师的主体感这时荡然无存，他开始弥补自己的不足，弥补的方式却是否定学生由自己的理念点燃的激情。（好在学生中拥有很高自体成长潜质的陶德在基庭老师那里得到了合法主体的确认，才没有使诗社陷入理想客体崩坏的下一轮灾难中）当尼尔遭受全能控制的父亲压迫和吞没，向基廷老师求助时，基庭老师的主体丧失的行为直接毁掉了尼尔寄放在自己心里的用以对抗和主体确立的支柱，将尼尔的死本能激发，制造了最终的悲剧。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廷老师，学校，诗社的学生，包括尼尔父亲的客体关系结构的对抗性与使用-被使用的联结。学校作为一个拥有最广泛、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道德律令和强大的道德工具的虚构性实体，成为了包括基庭老师在内的所属学生的大他者，也是这一集体中的有机整体的缔造者和合法运作者。当然这个大他者秉承的伦理结构是传统的，卡农式的，它必然是以强调传统、规则、秩序，遵从精英主义道德律令，反对享乐、放纵、多元的反传统和个性解放的。在这样的普遍秩序中，基庭老师就成为了那个“格格不入”的存在，当然，这个“格格不入”也正是存在链中的盈余，也就是主体的浮现。在这个层面上，基庭老师的高度自我意识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基廷老师的虚弱自体，他既无力与普遍秩序对抗（可以在电影里看出，他也没有对抗的意愿），也无力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训导和作为驱动学生自我功能的大他者。基庭老师开始在这个困局中处理自我主体盈余的调停的两个进程，一个是制造一个以自己为能指的大对体，而自己占据了这个大对体的客体-工具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大对体的制造，并将作用范围压缩在了诗社之内，这样巧妙的在学校（以及尼尔父亲）这样的大对体的压抑之外开辟了一个私人空间；二是对学生的使用，将自己的（因符号性被阉割而创伤的）理想传达给了学生，利用学生的年轻气盛与强大的情感力量为自己提供补偿，这一调停进程裹挟在前者里，具有了十足的伪装性。这样一来，基廷老师就利用了自己非完整的人格力量在学校这样的大对体阴影之下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呼吸空间，对于主体意识备受压迫的学生来说这个呼吸的私人空间简直就是释放自我的天堂——尽管它同样被大对体所制造，而这一大对体正是“及时行乐。”由基廷老师派生，却由他暧昧性的占据了这一大对体的客体-工具的位置（如果没有第二层对学生的使用，这一行为就可以不被视为性倒错式的。而是真正的主体性大对体，不过，随后而来的冲突和灾难也否定了这一点）。基廷老师与学校这一大对体的关系也同样的暧昧，基庭在这里不得不与学生一样遵从于大对体的权威，而他过于盈余的主体和补偿性的创伤动力学又将他自己推向了对大对体的制造，基庭老师的中间阶层地位面在对上和对下的挤压和补偿中制造了一个“双重假自体”。（基庭这样的社会阶层位置有个非常以之相对的名词：布尔乔亚）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大胆的推断，基庭的死亡诗社，是不是一种对学校这个大对体的超我的恶的投射性反转？他成为了曾经压抑自己的大对体（当然，相对于学校这个大对体，基廷老师这个大对体在自我意识的确认与独立主体成长要积极的多）。当尼尔的死宣布这种暧昧状态的终结的时候我们依然沉浸在了对学校和尼尔父亲这个大对体的憎恶与对基庭老师这个大对体的怜悯之中，这也正是那个将革命作为基调的时代（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情感倾向，那么说明我们一样处于这样的时代的小尾巴里）的写照，也夹杂着一种对失败者的惋惜。基廷老师是个悲情英雄，是个优秀的教育者，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点灯人和失败的精神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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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费多与卡农式的父亲

那这样来说，在电影季前半段的电影中，最适合作为精神父亲的非《天堂电影院》里的电影放映员艾费多了，他承担的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填补主角多多的空缺的父亲位置的角色。而是孩子禀赋的发现者，孩子的习得的挫败的鼓励者，孩子迷茫的指引者和孩子成长的游戏玩伴，一个温情而又坚实的大对体，激活自我功能的超我，点亮并且持久的支持孩子的主体战胜本能的懒惰和躲避，本我的幻想和未被训导的欲望。他更像是一个温和包容的威尔顿预科学院或者坚定无私的基庭老师，用这两者来喝艾费多比较是为了阐明相比于渊博的知识和精英阶层的视野与资源，父亲的精神更可贵的表现是在人格结构健康与强健之上，这一点，艾费多更适合成为一个现代的卡农式的父亲。

这两部电影都精妙的以一种离别结尾，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一个父亲形象离去的哀悼与精神继承，哀悼是对历史的凝固和认同，这个认同也反射给了我们自己。无论这个父亲是坚实还是虚弱，是机智还是憨厚，众人敬仰还是默默无闻，他们传承的勇气、力量、开拓和坚守依然在继续传承着。结束哀悼，更年轻的一代踏向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