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侯家岗的端午节，简单极了。
侯家岗是水田区，端午节前水稻已经插完秧，所以这个节过得便很轻松。头一天，主妇们就在园子里绞尽脑汁，那时园子里还没有什么菜，芹菜也不是家家都有，韭菜这个季节不好吃还生虫子，过节一定是要包饺子的，用什么做馅儿呢？母亲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从小就这样认为。开春时，她会在墙边撒萝卜籽，每天叮嘱我们浇水，到了端午节，就用萝卜缨子包饺子。
端午节头一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生产队杀猪。我从记事起，就看见哥哥们去领肉，然后盼着他们兴冲冲地进院，手里拎着猪肉。猪肉放在桌子上，一家人围着，听着哥哥们学这块肉从抓号到分到手的趣事。什么谁家抓的不满意了；谁家肉掉地上了；还有被狗咬了人狗大战的，听着有意思极了。
母亲把肉放在菜墩子上，这样一块肉，她算计着肉馅多少，晚上还要炖菜多少。父亲和母亲从来不会对分回来的肉不满意的，分了哪里的他们都说好，不会像别人家的大人骂孩子手气不好。
我原来认为分肉抓号是五月节的一件大事，分到一块满意的肉，既适合包饺子还适合炖菜，那需要多好的手气啊，所以我每年都不敢去，即使哥哥愿意带我我也不去，我觉得过好这个节，就是这块肉的好赖。大一点后，发现母亲总是说“这块肉抓得好”，我又觉得没有什么手气的说道，内心中开始跃跃欲试。七岁那年，我终于跟三哥去分肉了。
生产队院子好大，没有大门，两边是牛马的棚子，车辕子支得高高的，好多小孩子在疯闹，还有小牛犊和小马驹，我自己不来的原因就是怕牛马。
不知杀了几头猪，反正猪肉绊子好大，摆在屋地中间，围着好多人。分肉前最关键的一项去会计那里抓号，我有点慌了，即使是三哥抓我也慌了。三哥说今年你去抓，我更是慌了，忽然觉得不是没什么，这责任重大啊。可是我还是去抓了，抓了11号。谁知道11号到底是猪的哪里呀。我一直盯着那块猪肉，杀猪匠拿着刀准备好了，就等着抓完号开始割肉。
你说咱们能是哪块？我问三哥。他就比我大一岁，他很肯定地说反正不是血脖，他也盯着肉。可是，我想要有排骨的地方。那时分肉不提排骨，排骨跟肉一起连着分。三哥听我这么说，他说他也这么想的。
开始叫号了，真是让人紧张。分到头两刀的人家又开始抱怨了，骂着脏话。三哥说，如果前十号的人口少，我们就能分到两根排骨，如果人口多，那就到后丘，后丘都是瘦肉，瘦肉包饺子炒菜都行。可我就想要排骨，我一直盯着排骨。
分到两根排骨，我跟三哥乐颠颠地往家跑。母亲这回说好了，说比往年分得好。那年的端午节，一家人吃了排骨是我的功劳，这是父亲说的。
那时的端午节，没有粽子。但是五彩线是有的，纸葫芦也有。侯家岗讲究日出前吃煮鸡蛋，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反正记忆里还没睡醒，一盆煮鸡蛋就端进屋里，满屋子都是磕鸡蛋的声音。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吃鸡蛋，旁边父亲母亲和姐姐们正在包饺子。把艾蒿泡在热水里，艾蒿特有的香气就散了出来，一家人都用艾蒿水洗脸。
端午节，侯家岗人会去北坨子。那片老林子里在这一天忽然就热闹起来，到处都是人。这个季节桑葚熟了，除了过节出来玩一玩，最主要的就是采桑葚了。北坨子的深处，曾经有一大片桑树林，叫桑树岗。
我十岁那年，让母亲给我找一个小筐，说是要去摘桑葚。母亲给我找了一个大茶缸，笑着说能摘满就不错了，摘不满自己也要吃好。
母亲没有小看我，每棵桑树下都站着好多大人，能吃到已经很不容易，别说摘满了。有的孩子灵巧，上树什么的都能，我这些都不行，只能看着。可是我记得张家屯儿一个姐姐。她看着我问是不是老王家的孩子，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她接过我的大茶缸，在她的小筐里，给我装了满满的。无论我怎么说不用了她都坚持让我拿着给母亲尝尝。我说姐姐你这么像老闫家的人呢，她笑着说我就是老闫家的大姑娘，你跟你妈一说就知道。她说不要叫她姐姐，她父亲管我母亲叫老姑，她应该叫我九姑。
我抱着大茶缸，我好像有生以来从没摘这么多桑葚，黑黑的，晶莹剔透，泛着甜香。三里地，我几乎是跑着回到家，不但让母亲尝尝，我很详细地讲着那个管我叫九姑的老闫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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