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与土地是爷爷一生的两件宝贝，六十年是一幅淳朴浑厚，历久弥珍的画卷，轻轻展开，便是挥汗如雨，烈日当空。
石磨已经油光水滑，握把换了多次，四十年滴水穿石的威力，磨去所有关于时间的棱角。它来到我们家，是爷爷从七绕水八拐弯的五十里石场，肉长的肩膀一步一个脚印扛回来的。没有电磨的以前，它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鸡鸭鹅牛马猪吃的糠面都是靠手臂带动两块石头的摩擦产出。相比较现在电一拉，哗啦啦的细面就源源不绝出来，很多孩子无法得知那个年代的艰辛生活。
挑半框自然生长的玉米，颗粒饱满，一粒粒放进磨口去，慢慢转动，筛子选出最细腻的粉，撒一些水来滚面，再放在米饭上蒸，黄澄澄的玉米饭就新鲜出锅了。每次吃到，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福，就好像乡下明媚阳光。
老屋已经掉了好几块瓦片，青色的瓦片碰到坚硬的地面，好一声叹息，在空荡荡的夜晚，家里人焦急地计划着换一根椽子，唯有石头层层堆砌的地基岿然不动。
机械制造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让我觉得对这样的工程惊奇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肩扛手提的年代，盖一座砖瓦房需要的时间，是半辈子，爷爷就在这半辈子里，耗去了所有的精血。
百丈高楼平地起。老屋在后来者的包围下，显得那么破旧，但它的坚固耐用，现在的钢筋水泥无法相比，石头不会失去生命。暴雨下了一个季节，房角塌了，抽走了几块石头，我试图将它再次镶嵌，但是我无法搬起最小的一块，尽管我并不瘦小。
我开始想，爷爷是施展怎样的神力，才能运回来，他没有孙女高，也算不上微胖。我看到过一户人家，黄色的土基房被风雨削顶，地势移动使墙体开裂，与新盖的两层楼不协调，他们决心毁灭它。我在旁边看过，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挥动铁锤，青经突起，一下下打在上面，一块块掉下来，尘土飞扬，真是不松活（当地人形容事情非常辛苦，费时费力），就好像是长出来的墙。老人在旁边说，这些砖头，是一块块背来的，他眼睛的颜色，就像那些黄色砖块。
我六岁时回到故乡，门口放着一篮子青草，一个身体瘦瘦的，个子不高，脸灰黄的老人坐在石阶上，裤脚是卷起来的，草鞋丢在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纸烟，父亲说这就是爷爷，我当时想，他的衣服如果脱下来洗，一定要用热水，放很多洗衣粉，过十多次水。
春播秋收，是爷爷最忙的时候，每天五点多，奶奶就喊醒累得呼呼大睡的爷爷，犁地，播种，锄草，施肥，收割，运回家，紧锣密鼓。我和他一起去，太阳晒得我的脑袋晕乎乎的，油油的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我想爷爷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一样。
祖父离开家几十年了，他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爷爷不怨恨他。忽然有一天，据可靠消息，客死异乡的祖父在外面有一笔积蓄，临终时叮嘱要儿子带回他的骨灰和他的财产，爷爷有一个姐姐和弟弟。
叔公家盖起了两层房，子女们也各分到一笔可观的钱，叔奶奶对八十高龄的祖母横眉竖眼，忠厚老实的爷爷供养她直到寿终正寝。爷爷说，当时他是党员，出国门是不允许的，所有的遗产顺理成章归了叔公。
爷爷六十多岁时候，严重的风湿病叫他无法劳作，肌肉开始萎缩，松软。爷爷哪里也不想去了，坐在椅子上，烧一炉火，看一本书，睡一个没有梦的觉。
爷爷整日倚着石头 ，傍晚，坐在院子里，看西山日薄，看老屋金黄色变成石头的颜色。
我从田里回来，他眯着眼睛，土地与石头的光打在他脸上，像一尊父亲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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