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自雄来说，家庭是他通往“成功”的一件趁手工具。妻子漂亮贤惠，儿子聪明优秀，都来源于他。事业成功，家庭也要成功，所以工具用着不趁手、不能为他继续开辟“成功”之路，就可以弃之如敝履。在优绩主义的驱动下，所有人都被无形的力量驱使，要变得有用，好用。人被工具化、标签化，必然的结果就是，环境不希望你独特，而希望你被归为某一群体，再由此判断你是否有用，有前途。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在这样的体制下，有杰似乎没有任何“有用”的地方，同时又有太多多余的东西。所以父亲打骂他，母亲和弟弟无视旁观他。母亲只会在找不到婚姻失败的原因时想到他。不过，优绩主义也会吞噬人。人被工具化到一定程度，压抑已久的情绪喷涌而出，摧毁精神意志，使人如同行尸走肉。有杰用自己的坠落把一家人拖入深渊。这套直白好用的社会标准像一列永远向前奔驰的火车，风驰电掣间把家庭与爱撕得粉碎。活下来的三个人都在用余生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所谓教育，不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统一的目标驱赶孩子，而是把每一个个体当作个体，用沟通、理解和爱架起桥梁，抵达每一个个体，再把他们送往属于自己的未来。成为老师的有俊，通过对学生展现关爱，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他终于明白，与人相处，不必一直说“对不起”，也不需要逃避，愿意看见对方，正视与对方的关系，然后敞开心扉去关怀对方，这段关系就有继续发展甚至向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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