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把中原大地当作了他们可以肆意蹂躏的牧场。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都扶老携幼逃离家乡，于是这就成就了一次改变天朝历史的大迁徙。这支迁徙大军，从北方的洛阳、琅琊等地出发，向心中向往的目的地——江南地区奔走。这场延续了整整二百多年的大迁徙，史称“衣冠南渡”。
在这支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其一是琅琊王司马睿，他是晋朝的皇族；另一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写了天朝后面的历史。而他们后来共同建立的东晋王朝，更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即“东晋门阀政-治”。公元311年，晋朝皇族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已经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江南的安定局面。而就在南方政权加紧稳固之时，西晋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了。
公元317年，匈奴人刘曜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袒肩露背、口衔玉玺、乘坐羊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而这时距晋武帝司马炎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只过去了37年。至此，这晋朝的上半截——西晋，就灭亡了。
同年，已经扎根于江南的司马睿，在王导和其堂兄王敦并一众大臣的共同劝进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是为晋元帝。自此，这晋朝的下半截——东晋，就此拉开了序幕。
东晋开启后，司马睿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在军事上则完全依赖王敦。于是就“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的模式自此形成。而在这种制度下，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关系，则是一种互相支撑、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皇族向世家大族作出某些让步，而世家大族则在需要时得支持皇权。”但这种特殊的政-治模式，却为东晋一朝的各种矛盾埋下了阴霾。皇权的隐忍毕竟只是暂时的，其与世家大族的矛盾凸显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司马睿坐稳了皇帝宝座，他的权力欲望开启。为了强化皇权，他意图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于是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开始疏远王导，并着手削导王敦的兵权。结果其这些举措惹恼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镇江的王敦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兵锋直指建康城。多亏晋元帝请和，才平息了东晋初年的这场争端。
然而东晋王朝的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权和世家之间的平衡总是难以为继。随着皇权的退让，世家大族觊觎王位、问鼎天下的野心也开始悄然滋长，以至于东晋百年之中，司马皇权始终不振，内外大权都把持在世家大族手里。
到了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世家大族桓温，因多次北伐建立赫赫战功，萌生了篡位的野心。幸亏最终一次北伐失利，且年事已高，让他还没来得及篡位便匆匆离世，算是暂时解除了东晋王朝被谋逆篡夺的危机。
而桓温的离世、北伐的失利等，使得东晋王朝失去了领军人物，使来自于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出动80多万军队，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一时间东晋王朝危在旦夕。于是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玄等人挺身而出，成了抵抗前秦的中坚力量，与前秦展开激战。这场战役，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东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淝水之战是东晋门阀政-治最后的换歌。歌声虽美，也挽救不了王朝的没落。公元396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之后，荆州都督桓玄同样以“清君侧”的名义攻入了都城建康。随后，桓玄逼近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
仅仅一年后，出身北方流民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楚，并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了帝位。但刘裕并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族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公元420年，刘裕逼近东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他，建立了南朝刘宋政权。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晋的彻底灭亡。而随之一起结束的，还有东晋的门阀政-治。正所谓，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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