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交往，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凭借深厚的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心态，很早便与其他文明互通有无，共享彼此的成果。这其中，外来农作物的引进对我国的文明进程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适合于北方地区种植的粟、麦等作物占据着主粮的主导地位。虽然长江以南大量种植水稻，但南方土壤泥泞，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开发困难，所以水稻并未成为主粮的主流。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休，不少士族、百姓大量南迁，长江以南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此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绵不休的战事再次迫使北方人民纷纷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充足的人力和资源。与北方相反，南方相对稳定，为人们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迫切需要粮食产量的相应增加来供养。
同时，唐代以后我国北方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降雨减少，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明显。到了宋朝时期，国土面缩小，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断绝，统治者不得已另行开辟海上商路，加强了与东南亚诸国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原产今天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了我国的福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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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稻米任其自然生长。《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
除了耐旱，占城稻还有成熟早的特点。我国不少地方都有秋旱，成熟早一方面减少了对水分的需要，另一方面能避免秋旱的威胁，加强了其耐旱的优点。占城稻还有耐瘠薄的特点，不择地而生，不像粳稻那样要求较高的水肥条件，这让占城稻又具有适应性广的特点。
大面积推广是在1011年，当时江淮，两浙地区大旱，在上述地区推广，要说有记载，是宋朝的一位和尚文瑛在《湘山野录》中，“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宋真宗赵恒派遣使者从暹罗以物换物，明朝时的一石相当于现在一百五十斤左右，也就是说宋真宗当时换来了三千斤的占城稻种子。为了推广成功，还按“良种良法”的要求，告知农民有关占城稻的具体栽培方法。据《宋史》记载，宋真宗在皇宫里种植占城稻成熟后，还邀请大臣们吃了一次稻米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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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在原有品种耐旱性基础上，又根据各地具体条件，人工选择培育出了许多新品种。有些南宋时期的地方志中就说：“占城稻，其种甚多，难以俱载。”后世学者按照属性将这些品种分成早占城、中占城、晚占城和寒占城四大类。其中，早占城继承了占城稻的原始特性，能够适应气候炎热、受季节性干旱影响较大的福建等南方地区的环境；寒占城由于耐寒能力强以及生育期较长则能够适应气温相对凉爽的淮河流域等偏北地区的环境 。
原有品种抗旱优势的保留以及新品种的增多，使占城稻能够被更多地区的民众接纳，因而取得了更大发展。在推广占城稻一事过去六十多年后的北宋后期，还只是当初推广地区保持着“至今在处播之（指仍在种植占城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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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尤为盛行种植占城稻。历史上第二次引进占城稻种子，最早的占城稻大宗贸易，是在康熙末期，暹罗使者在1722年，对康熙说，他们国家大米很多，而且便宜，无非就是想要贸易，把稻米卖给清朝。据《清史暹罗传》记载，康熙对礼部官员下达命令：“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意思就是说经过协商，如果暹罗把稻米运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一处十万石，这样有益于地方，可以免税。
这次贸易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才姗姗来迟，这时康熙已经去世，暹罗的商人，把占城稻运送到地方，并且带了种子，以及一些果树苗，雍正完全按照康熙定好的免税协议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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