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在欲望面前保持克制以维系最起码的道德立场，其底线在哪里？中国人有极其傲慢以及自诩为高尚的名言，至今仍然在无数中学生或其他一些人的作文里被奉为圭臬，当中的一句就是贫贱不能移。其实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觉得那种离开特定情境的口号，有一种天然的呆萌。谁能够对自己的抗压极限做出预测呢？人的潜力是无穷的这个说法，难道本身不就预示了人的底线也是可以无休止移动这件事吗？
这是一种悲观，还是一种消沉？或许这种心境正反应着一种有知的无力感。在这本书的末尾处，这种无力感以充满了刺痛感的冷静，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末尾，一种意识形态的末尾，并表达着有知却无能的苍白，还有听不到声音或让人失聪的呜咽……
鞭挞是有意义的吗？让人发指的暴行和冷漠，充斥在每一格反人类的画面。然而多少年，它们都被认为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以至于当受害人走出铁丝网之后，反而用一种与真实世界的疏离看着真正正常的世界而不知所措。他们的可悲，不仅仅是在混乱的环境中备受磨难，于是不再有尊严，失去了自我认知。他们的可悲，是在浑浊的密封罐里度过了人生的重要阶段，而这些岁月与世隔绝，他们也终于沦为了时间的弃儿——不会有人在乎他们，甚至大部分人都希望他们的存在永远处以地平线之下不要打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你不能去指责这是一种冷血的表现，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之间，当信息的获取以及社会价值倾向的暗示本身就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暴虐，谁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在旋涡的深处独善其身。
就好像某一本讲述越战的回忆录中，高大帅气充满理想的士兵，最后不过只保有活下去的唯一念头。抱负和包袱，果然一字之差而可以在分分钟发生转化，你对于人生的自我要求，很可能成为你求生欲的阻碍及包袱，然后沉重的把你压入濒死的沼泽，最终让你窒息而死。
还有一本讲述朝鲜战争的书里提到了战俘间的诡谲关系，在生与死的临界点，有人忘记了荣辱和尊严，有人抛弃了操守和教养，有人杀死了友情与信赖。但是任何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都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们丛林野兽般的麻木不仁，因为谁都无法保证，当自己身处同样的挑战，能不能如自己说的那样保持体面。
我不相信有谁可以活着保持最终的体面，甚至死人大约也被分针和秒针刺上了羞辱的纹身。还能够振振有词的讲述着爱或宽容，信仰以及追求，不过是因为边缘化坐标发生的一切，还没有触及他忍耐的红线。就好像古拉格早期的政治犯，大都是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他们所经历过的彬彬有礼的世界，让他们无法承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始终处于被迫害的境地。但后期的政治犯则有太多来自真正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那里，他们已经看了太多太多人性泯灭的东西，也执行了太多太多漠视生死的操作，劳改营里的肉搏，实在是小儿科的多，于是这让他们在和刑事犯，或曰职业罪犯的交手中，掌握了策略和体力上的优势。
那么，政治犯与刑事犯的输赢，果然触动了读者吗？尽管对此的描述细腻的让人战栗，可是真正让人觉得沮丧的却是同为弃儿还要彼此轻贱的那种悲凉。
前者是被自己的信仰放弃，曾经觉得如同太阳般充满荣耀的一切，可以让自己经历了披肝沥胆的试炼之后，创造出与压迫永别的新世界。但是现实大海却告诉他们，在太阳的面前，克己守法的他们，本身就因为对太阳的仰望而构成了原罪。复杂的主义，不屈的抗争，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都不过是送他们跳过审判步骤直接服刑的铁证。有哪一种悲伤，是可以表达出被自己背叛的吗？无法想象。
后者大多是因为战乱以及流放或大搜捕而产生的孤儿——书里不止一次的提到所谓的孤儿潮。缺失监护的长大，让他们始终为求生欲所控制，道德或教养不仅无处可循，重要的是，抱着它们活不下去。所以力量以及凶悍才是他们维持生命的技能。他们似乎并不是单纯的让人讨厌或憎恶，而是用他们活了十几二十年的方法，颠覆了一切道貌岸然和温文尔雅。有用和活下去，才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笔下对于劳改营底层的丛林法则震惊不已，她的笔触让我感受到了对于政治犯们的同情和对职业犯人的恐惧。
但是有一则例子则说明了更加残酷的事情。
有一个被捕时孩子还十分年幼的女犯人，她唯一承受苦难的信念就是和孩子的团聚，但是当她刑满的那天又被粗暴的追加了刑期，而不得不写信给儿子讲述这个悲剧。但是悲剧刚刚开始，她十几岁的孩子通过扒火车和逃票的方式想要来投奔母亲，却在途中得了重病，被一个路人收留。那个路人义愤填膺的控诉身为母亲那人的冷漠，重重的指责她是否早已再婚并享受自己的美好新生活而放弃了亲生的孩子，任由他自生自灭。悲痛的母亲拼尽力气想要联络那个路人，可是重刑犯的身份怎么能够让她联络到外面的世界呢？
最后，她还是和孩子团聚了。
几年以后，她的儿子以少年刑事犯的身份，被投入了劳改营。
可怕的不是丛林法则本身，这至少还是因为生存的本能。至少在达尔文的主张之下，活下去，本来就是生命所应该享有的权力。
可怕的是，幸存者或稍微得到优待的人们之间讳莫如深的默契。他们是怎样看起来没有衰弱或苍老，有着不可思议的气色和健康。他们是怎样在物质极端匮乏的荒漠保有供养，让他们在极端的困苦之中依旧尚有心力写下震撼人心的诗篇。他们又是怎样捕捉到了每一次权力更迭的契机，让原本生机全无的流离竟然可以保有他们的尊严。
出卖，背叛，猜忌或是构陷。当铁丝网外面的可怕氛围侵染到生存更为艰难的铁丝网里面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多少不可描述的事情，才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通过回忆录中泣血的文字，窥探到时间边缘地带发生的灾难，于是可以拍一拍胸脯，感谢今天的幸运？
安妮•阿普尔鲍姆不止一次提到了腐败和作假，提到了最可怕的时代与最奢华的生活，提到了一切的粉饰太平与卑劣交易。有意思的是，明明没有经历过古拉格的惊世骇俗，我却不觉得唐突或者荒诞。
忽然想到那本讲述美国最大内幕交易的书的末尾提到，后来的一切都不过是复制和简化而已。
古拉格固然见证了人世间最极端的冷漠、暴虐、压迫和残酷，但是这一切却不是由古拉格创造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存在，只不过在条件最为严苛的环境下，突破了想象的天际，用让人目瞪口呆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而已。
是啊，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可以突破宇宙洪荒，跨越古往今来。所以，人类在暴虐和残酷的坐标轴上，也是不断移动去触碰同样以惊人速度远离的箭头尖处的。虽然彼此都是同样的物种，但是却可以把对方视为某种保有生存权的垫脚石，并一致的不约而同的认为其合理性。
这是人性的泯灭吗？当其中一个幸存者因为另一个老年女囚死在背后的刺刀下而避免了害怕这件事欣喜宽慰的时候，你会逃过心底莫名的庆幸，她终于逃脱了磨难，你会避免刹那的谢意，没有让她面对的刺刀。
真是荒唐。
不，还有更荒唐更可怕的。当一宗灾难宣布结束的时候，更多的灾难成为了生活的常态。
大量的政治犯被赦免，而当时举报他们的人终于面对了某种苏醒后的自我困囿。不，我不会认为这是自我审判，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主观过失，而不认为是时代的驱从，这件事太难太难了。他们的困境在于，深刻的知道自己是为了博得上升的机会或占有他们的财产，所以做出了恶意的揭发，但是他们又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保护色来掩盖心底的卑劣——是的，审判他们有罪的是国家而不是自己。但是当平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则代表了国家承认的当时的失误，或许是因为社会风声鹤唳，或许是因为举报蜂拥而至，于是国家机器不足以投入足够多的资源来认真的核查。国家的认错，无异于在指责那些举报者和揭发者是怎样的罪孽深重，因为是他们，让国家陷入人权和道德的批判深渊。
其实，追究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曾经被欧洲人侵占了财产的犹太人在回去之后，依旧无所适从。西拔牙内战中被拉扯的人们，也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对待。谁能够把撕碎吞下肚子的鸭子，活生生的再吐出来呢？
但是你无法逃过那种从边缘回到时针中间的尴尬。举报者与被举报者，前者享受着以后者的磨难为代价换来的平和，后者的苦难则在前者的对照下显得更加浓重。为人权奔走的后代，一不小心发现自己想要声讨的对象正是自己家里温和礼貌的老人，白发苍苍与满脸沟壑后的秘密无从说起。
人的悲剧或许不过是局部的纠结，但是当悲剧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的披露和涌现，则可能颠覆一座城池。
安妮•阿普尔鲍姆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主张，原本只是一个经济主张，可是它是怎样变成了一个政治主张的呢？它是以怎样可怕的不可抗力，唤醒了历史的神秘力量。
这神秘的力量，复活了记忆，启动了叛逆，推动了让人震惊的分崩离析。
一刹那，一个光辉的国度、一个被理想渲染的华丽美好的政府，竟然白骨累累血流成河。
国家的尊严轰然倒塌——在无数人的尊严被消灭之后。戈尔巴乔夫，作为劳改营受害者的后人，他的本意或许只是想要让国家的空白得以填充，他还是对他成长的苏维埃制度心存拥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那可怕的后果吧。
真理报没有办法掩盖随处可见的苦难和贫困。
为了保持几百年甚至到永远的混凝土塑像，在坚硬的钻头下面并没有什么气节。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凡是用手创造的，都能用手化为齑粉。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 被推倒的塑像》中冷冷的感慨，石头在本质上是没有善恶的。
他是在暗示什么吗？
就如同每一章开头的地方，让人觉得心酸和窒息的诗句一样。
直白和细腻到，让人忍不住去揣摩，那些囹圄之中诞生的火花，如果没有想着要烧毁什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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