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什么时候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

这两天看到储教授说董宇辉是90后代青年文摘的水平，不禁感慨，知识什么时候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

让我想起之前网络上流传的农民工翻译海德格尔的新闻，说当事人陈直自大学辍学以后在工厂工作，业余时间自学英语、阅读西方哲学、翻译哲学家的理论著作的事情，而他翻译的，是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

这本身就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却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究其原因，似乎农民工天生就与哲学、艺术，这些“高档”的知识“无缘”。把这些字眼与农民工放在一起，好像是在组织什么节目效果一般，而且视角猎奇。

微积分、海德格尔、写诗、读书……这些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农民工是不会去做的、不会去接触的。而一旦他们这么做起来、去接触，反而成为了媒体“知识分子”同情“底层人士”的素材材料，并且以某种固定的叙事手段给加以报告出来。

事实上，农民工阅读海德格尔、保安学习微积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或许他们只是为了排除在工厂里的重复式无聊劳动，只是一种兴趣爱好罢了，如同其他人下班后回家躺床上刷抖音、微博。可它一旦被社会关注到，一旦被注视到，那么它就很容易被摆放到视差当中，被大家所凝视，通过诸多新闻媒介和手段来加以传播，从而形成扩散性效应。

我们或许需要反思了，“知识”什么时候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了呢?大概是在高考体制恢复后，知识正式成为了“阶级跃升”的符号、标志的时期吧。

但，哪怕是再不愿意承认的人，只要他有点社会经验，大概也会确实地感受到此类差异。在工厂里气喘汗流的农民工，与学院机构里的教授或学生，两类人学习知识的起点就天差地别，更遑论享受和接触到的学术资源。对于这种差异，远非喊几句“努力学习”就能弥补的。

评价阶层的标准绝非只有财富一项，风范、品味、认知水平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他为了跨越阶层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来的生活习惯、童年背景、父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的都会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

对于生活在小城镇的人来说，阶层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

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多少与阶层差别有关，但一个所受的教育水平和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也是重要因素；

接近上层的人则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情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阶层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量。

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说，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来说，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说，非常困难。”

城中村拆迁曾经诞生了大批的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不会利用手中的钱，大多数生活的很一般。因为在真正的富翁眼里，就是依赖别人的钱去生更多的钱，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游戏，玩的是规则。

同样，翻译海德格尔的农民工，也跻身不到教授之列，董宇辉老师学富五车，也只是在教培领域，甚至还被一些学院派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