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我有幸见到一位我很崇敬的前辈作家和学者，闲谈中她聊起米沃什和崔卫平，恰好，崔卫平老师翻译的《被禁锢的头脑》和《布拉格精神》，还有她自己的著作《看不见的声音》，我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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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是一部可以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媲美的杰作，作者是切斯瓦夫·米沃什，美籍波兰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作者用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生动描述了二战后波兰及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如何在强权之下扭曲变异、这些知识分子是怎样慢慢丧失思考和反抗意识甚至为虎作伥。
米沃什认为，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知识分子其实也别无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形势并达成妥协。
据说 “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这里说的奴役，不仅仅是强迫的，更有心甘情愿的意思。
米沃什说，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紧张、晦涩和难言。东部的人好像是在演戏，要戴上面具。但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起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越演越烈。而“人在经过长时间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后，就会与该角色紧密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后来连他本人都很难区分哪个是他真正的自己，哪个是他扮演的角色。”
《被禁锢的头脑》对集权主义的洞察之深刻，当世无两。《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朱特说：“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整个知识界的诱惑方面，没有哪一本书比《被禁锢的头脑》更深刻。”
我这人比较愚钝，直到看第三遍，才对作者表达的思想有了感悟。
手头这本 《被禁锢的头脑》是2014年出版的，版权页上印着“第七版”，足见中国读者对它的热爱，而豆瓣给出8.8的高分，更印证了它的热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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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评论界向来视伊凡·克里玛、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也有人用赫拉巴尔替代哈维尔）。《布拉格精神》是当代捷克最知名的文学家之一伊凡·克里玛的评论集，收录了他当年无法在捷克国内发表的文章和90年代在国际文学会议上的演讲，一共19篇。
克里玛
这本书有五部分内容，包括作者幼年在集中营的生活、对捷克历史上几个重要转折点的评论、1968年和1989年前后社会环境与思想上的变化等等，是一本深入城市灵魂的文集、一本论及威权与民主的思想杰作。
童年就不断目睹死亡是什么感觉？克里玛在集中营里的朋友们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个也在12岁时死在枪口下。克里玛说他的童年与众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死亡的不断出现，甚至成批成批的死掉，每天早晨都会看到长长的名单。
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就会在心里建起一道墙，把最深的感情藏在墙后面。克里玛说，“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你就建起了这种内在的墙，在其余的岁月里你将花大力气去推到它。但问题是，你能否将它彻底摧垮？”
童年的经历，是反抗威权的启蒙，所以他说“我花了相当时间才完全明白，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
克里玛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被纳粹德国占领、1945年被苏联解放、随后的社会主义、1968年再被苏联占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等众多大事件，事件起伏跌宕，但主流是被压抑，所以作者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是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
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克里玛说：“如果布拉格还仍然存在，还没有失去它的魅力或美，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像它的人民一样，一直坚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那么，“布拉格精神”是什么呢？
捷克诞生了伟大作家卡夫卡，他以微小却不容撼动的方式提出对生活荒谬的凝视，表面上幽默以对，骨子里却认真执着；表面上绝望无力，精神底蕴却坚持反抗。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一个世纪以来的布拉格。所以作者说：“文学并不是必须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为更换来更换去的制度担忧，它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仍然去回答制度在人们中间引起的问题。这就是我从卡夫卡中引出的最重要的教导。”
在布拉格，在相隔几周的时间里，诞生了两位有着巨大差异但同样伟大的作家：一位是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是素食主义者、绝对禁酒的苦行僧，非常在意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另一位是美食家、醉鬼、无政府主义者，我行我素，还常拿自己的职业插科打诨。前者是卡夫卡，后者是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藐视这种荒谬、以幽默来对抗暴力称为“哈谢克式”。
克里玛说，在苏东解体的历史巨变中，布拉格是平和的，虽然人们的目标是推翻极权制度，但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这或许就叫“悖谬”，布拉格就是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等人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它“悖谬”、文化丰富、屡经灾难却始终乐观。一种理性的思考、判断，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对极权与狂热始终冷静的态度。作者认为，这就是布拉格精神。
这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当时没有关注，因为还没在这个高度（现在也不一定有），后来从网上买来旧书看，后知后觉，也不晚。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重返布拉格》，发表于1990年4月12日的《纽约书评》，是伊凡·克里玛与菲利普·罗斯对话录，也是当代美国伟大作家对当代捷克伟大作家的一次专访。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
在这篇对话录中，克里玛谈论了当代捷克知识界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这两位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家的看法。
昆德拉虽然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但捷克文学界对他却另有看法，这里面或许有妒忌，但批评昆德拉是为外国人写作，进而失去了和本民族的联系却是事实。
昆德拉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法国后，有意舍弃了他的母语，他后来的作品都是法语写作，他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的作品都是法语作品。这确实招致了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界和普通读者的非议，他们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是故意写给西方人看，并不能代表真正捷克文学。
克里玛还提到，“当昆德拉获得他最深最广泛的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正在处于困苦斗争之中。他们经历了全部艰难：他们牺牲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教授的职务，他们的时间和舒适的生活……。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努力之外。”这些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昆德拉在他自己的国家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因为语言是确定一个作家身份归属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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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篇写崔卫平老师的文章。文章里写，李慎之先生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言，指出哈维尔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哈维尔主张人人凭自己良心说真话，做实事。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哈维尔曾说，“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回复。李慎之写道，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但历史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
由此，我想起在哪篇文章里看到过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在场与流亡”的争论。1968年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昆德拉的作品被禁。1975年，在法国的请求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特准昆德拉和妻子前往法国。昆德拉流亡法国，而哈维尔、克里玛则一直在本国坚持。哈维尔和克里玛因其“始终在场”，而被捷克读者视为二十世纪90年代捷克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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