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祖祖辈辈、世世代代
我们一家八个知青，从七零年上半年到七一年下半年，先后离开了青鸟。三个女生走在前头，最先转走的是丽菲，大约在七零年春节后；然后是佘兰和林娅，时间是七零年下半年；最后是应慧，她与英俊的小穆有过一段难忘情缘，但不知为何没有嫁给他，最终还是回贵阳。应慧大约是七一年下半年转走的，比贾明贾兴两兄弟走得还晚。贾明贾兴走的时候，贵阳疏散下放来了一户人家，被队里安排住进了知青屋。应慧住一边，那家人住另一边。走在最后的应慧，孤苦伶仃独守茅屋，当时的凄凉心境，实在难以想象。
男生中国华先走，时间是七零年六七月。他转点到乌当桃木乡，户口去了，人没有去，人进了市财会训练班，半年后分配到电力公司；在国华父亲的帮助下，我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于七零年十一月初离开山寨，进了市郊一家矿机修造厂；贾明贾兴两兄弟的父母被疏散下放到瓮安，他二人也于七一年转到了瓮安。
据说林娅现在西安，丽菲现在北京，应慧在贵阳市内一家工厂。而佘兰早些年还看见在大东街口一家商店做售货员，后来又不知去哪里了。和我们家关系最好的四队四位知青，戈荣被市财贸抽走，后来做到总会计师，现在北京带孙子；应光成转点清镇，在那里工作并安家；那丽英转到浙江，七三年进医科大学，现在是主任医师；明晓月参军回来到省级机关工作，级别达到厅级。
老矣，老矣！“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岁月无情，当年这两家十二位俊朗少年与美丽少女，如今都在明镜之前悲白发了。五十年前短暂时光铸就的友情与思念，却长如流水绵绵不绝。男生还能常见常聚，女生只联系上了那丽英，应光成住得远，偶尔相见。其余六人几十年没见了，除戈荣外，现在即使和五位女生街上对面走过，大概也相互认不出来了。
整个八茂知青群体，大约招工走了七成，转点走了两成半，留下的半成，都是背负沉重十字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这些人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改变。在后来的十余年里，先后离开了山寨。他们最远的到了大洋彼岸，最近的到了区里和县里。社会也都接纳了他们，给予了适当的工作，身份不再是“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农民了。最早一批离开山寨的，大约在七零年五六月。离开得最晚的，应是在八零年以后了。说到被招工之艰难，大多数被招走的知青都会有一部心酸史。而办转点之艰难，却往往不为人所知。很多知青和他们家庭，为了转点也费尽心力，走过曲折艰辛的路。华立和贾明都是转点走的，谈到转点，他们同样充满痛感：
——“建明落水事件发生后，我也想转点离开八茂。家父是医生，在工厂、学校和财贸系统没有什么关系，被招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父亲带我到乌当区桃木乡他曾巡回医疗过的一个村子，找到曾被他诊治过的队长的老婆，希望能接收我。但没有办成，一是队里没有给父亲一个明确回答，二是那也是一个要走很远山路才能到达的深山沟，三是那寨子里的恶狗太多，不仅冲生人狠命叫唤，而且随时想冲上来咬人，走路时心惊胆战，手里必须提根棍子。”（华立）
——“命中注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实苦点倒不怕，知青怕的是没有前途和希望！转点是因家中父母被疏散到农村，当时是万念俱灰哦！”（贾明）
——“@碧海心 @贾明那一刻真是人生的最低谷，确实是万念俱灰哦！”（华立）
——“提起往事，泪洒胸怀。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进城后也艰难！可能以后碧海心会将我们的遭遇写进书中的！”（贾明）
华立和贾明都使用了“万念俱灰”这个成语，不到那种彻底绝望的境地，没有那种万分悲戚的心境，怎么会不约而同地发出这锥心刺骨的呼声！
贾明七一年转点到瓮安后心情极为痛苦，对前景十分绝望。这个阶段，我感觉大约也是他和他的家庭人生曲线的最低谷。我曾经试图了解他这一段的悲催遭遇，但是他不愿意再提起。随着岁月的流逝，男大当婚了，贾明娶了当地一位美丽贤惠的苗家姑娘为妻，生下了一儿一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在农村安家落户，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直到1980年，全国发生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之后，贾明才携妻带子返回贵阳。
下面是贾明关于返城后自己人生轨迹的自述：
——“1980年妻子带老二（儿子）来贵阳，我们住在合群路的一个窝棚里。冬天出奇的冷，雨雪天漏雨，被子被浸湿，妻子用水壶烧开水，垫起毛巾来回熨干，晚上才能入睡。夏天窝棚内暴热，电灯昏黄。夜间众多的臭虫来袭，全身被叮咬起包块。
我们用乡下带来的粮食维持生活，我到处杀飞机工，妻子做清明粑粑卖。卖了两月，糯米、红糖、芝麻、菜油、煤粑折合成本，劳力不算，还亏本。再加上城管驱赶，地痞骚扰，这样的生意实在难做。八零年春节，两个孩子的玩具都买不起。无法，妻子把快要发红的糯米面做成汤圆卖了，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塑料玩具。面对如此艰难的生活，妻子从来没有放弃努力，真是患难夫妻啊！表姐介绍妻子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也还有些收入。再后来她又做蔬菜生意，我们一家度过那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
两年后，因我在建筑安装方面的技术水平和在农村教中学的经历，被安排到建工局技校当教师...... 我奔走于市内各书店和图书馆，收集各科教材：技校语文、数学、政治、金属工艺学、机械制图、锻工工艺学..... 到平坝去安排校舍和教室。教导主任和我以及其他老师还是想正规办学，不想误人子弟。
办学期间，我也得到一些实惠，比如班主任津贴、超课时费等，每月增加收入20多元。领导曾叫我去考电大，因家庭困难，我没去。我把老二带去学校，老大由我母亲照管，妻子只管打工或做生意，解决一家生计问题。但我失去了带薪拿文凭的机会。那时电大工科录取分数：5科才260分！
不久母亲在八中又要得一间房子，我们得到了安定的住处。八六年我担任公司技术科科员，半年后成为主办科员。八中整过母亲的那位工友退休后担任居民委员，有愧于母亲，积极向派出所申请我妻子、孩子的户口。派出所管段民警和云岩分局秘书是父亲解放初思南中学学生，这样妻子孩子的户口没费任何口舌，没花任何费用获准迁回贵阳。老母亲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到乡下为我们办理户口迁移（当时我与大哥杀飞机工，妻子带孩子打工）。贾兴顶替母亲，被安排到四十中任总务人员。他照顾我妻子去学校当清洁工。后来通过关系妻子到工人医院当炊事员。我们一家的父爱、母爱、兄弟的爱真是重如山啊！
1989年我被提升为科长。后历任工程队长、公司下属工厂厂长...... 2001年通过考试获得工程师职称。我任公司工程部长时，属下有三位高级工程师归我领导，这被公司的人们引为笑谈。工程部涉及各种专业技术，如机械设备制造和安装、给排水、采暖通风、电气、消防、弱电、起重吊装、土建等等，我在各个方面都拿得起放得下，领导起来得心应手......后来在集团总公司、甚至建设厅我都有了些名气。
1990年在一次事故追究会上，我作为技术科长力排众议，把一个事故追究会议，开成了技术分析会，从设计和前期施工中找出了缺陷。会后由我组织事故处理，挽回公司名誉和重大经济损失。公司经理说：公司实难有贾明这样的人才。
回头看看这些经历虽算不上惊天动地，却也历尽艰难，每一步都浸透了辛勤的劳动和发奋学习的汗水。回想起来，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公司，也没有对不起他人和自己的人生。返城的大多数知青也大都如此，像我一样经历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贾明）
贾明这一生，的确是充满曲折与坎坷的。但是他不气馁，始终奋斗向前，最终达到了他人生的高点，值得我们敬佩。诚如贾明所说，八茂知青的这一群体，从六十年代末直到今天，没有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艰难与奋斗，没有谁是一帆风顺，轻轻松松走过来的。
还是再回到我们在八茂的日子吧——
七零年薅第二遍秧的时候，已是盛夏。薅第一遍秧的时候，是弯下腰去用两手薅。而薅第二遍秧的时候，大田里稻株都长到齐腰高，只能用两脚的脚趾头薅了。烈日炎炎，向大地喷吐着光焰。从中午到下午，气温都高达四五十度，此时稻田里的水都是温热的。我穿着短裤和背心下到田里，先学村民把一条洗脸毛巾在稻田里浸透了水，滴哒着水围在头上。再戴上一顶硕大的竹编斗笠，挡住炽烈的直射阳光。这斗笠的头箍也是竹篾编成，中空且有一寸左右高度，可以通风散热，这样头顶部位就不至于集聚过多热量，使人头晕中暑。稻叶边缘有微小而锋利的锯齿，不断在双腿和双臂上拉出火辣辣的口子。淋漓而下的汗水，更不断在这些口子上撒盐。额上流淌下来的汗水，似泉水缕缕漫过眉毛和睫毛，时时令双眼模糊。头顶滴水的毛巾，也就七八分钟，水便蒸发殆尽，取下来已变得干翘翘的，像一个鸟巢。于是立马再浸水，再围在头顶，如此周而反复。一个夏天过来，几个男生的皮肤，都晒得黧黑油亮，间或还现出几块被太阳灼伤后发红发亮的伤处。经历了一个春夏的劳动，我们个个都骨瘦如柴，身上衣衫褴褛，一双解放鞋前面伸出大脚指，后面露出脚后跟。
五十年后的今天，回忆八茂的两年时光，不禁心潮起伏，五味杂陈，无限感慨——这八茂的两年真是两年非凡的光阴啊！那些个欢乐和忧伤、希望与失望的春夏，那些个满眼沉甸甸果实的金秋，那些个温暖和熙而闲暇的冬日；那些个身带伤痛和疾病的忧郁的黄昏，那些个前景黯淡，弥漫着雾霾的阴郁的早晨，那些个烈日浓荫下五彩缤纷的日子......所有的，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珍藏心底。这些个稀世珍宝，我今生今世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有了八茂的这两年的人生垫底，什么样的人生我们不能欣然以对？
终身难忘这样一个场景——打田插秧时节，我、国华和贾明在大田里耙田。一块田耙完，知青和农民全都成了泥人。此刻在一旁歇息的蒙队长突然问道：“小贾，当农民苦不苦啊？”贾明听了，真切地大叫了一声：“苦啊！”蒙队长微微一笑，然后极度悲戚地仰天长叹道：“苦啊！——你们迟早是要走的，只有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留在这块土地上受苦啊！”记得当时我的心猛地一沉，几乎要哭出声来。如今，回忆到这个场景，我的眼睛依然要被泪水模糊，我的心里依然充满无限悲凉。
苦啊！我的父老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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