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行为的联系中谈论自然法，并得出结论说，它们是借理性之助而达到的规范或普遍规则。首要的基本的自然法，是人人有可能的话都应该设法取得和平。整个自然权利的概念就体现在下列规则之中：如果我们无法达到和平，我们就必须利用所有政治的手段和力量。权利是行动或放弃行动的自由。法律则规定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
在自然状态中，起主宰作用的是自然权利，也就是在理性所承认的自我保存欲望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的行动自由。当建立起一个国家的时候，自然法就开始生效了；它们是一些理性规则，其基础是所有个人从开明而长远的自利出发对他们为保存生命、维护安全生活之社会条件而应当做什么的认识。
对霍布斯来说，理性的规则是形式为如果-那么的规范：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利用全部可能的自卫手段。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就必须维护和平。在这两种情况下，理性的规则都建立在人的基本本能即自我保护的基础上。在两种可能当中，后者是更好的选择。
在古典自然权利哲学中，自然法是某种理想的东西，可以说是某种超越人的东西：是我们应该设法达到的规范。对霍布斯来说，引导自然权利中的规范的是物质的因素，是本能和开明的自利。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是用个人的自私本性来说明的。
亚里士多德设法用定性的变化来说明物理运动，而霍布斯则设法借助于一种量的运动观来说明质的变化。当一个苹果的颜色从绿变成红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是，这是一个苹果的红色潜能通过成熟过程而得到实现的变化过程。绿苹果是红苹果的质料因，而这个变化不仅包含了一个形式因，也把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包括在内了。但对霍布斯来说，这个变化也要用物质颗粒的运动来说明。
所发生的每样事物都是必然发生的。即使人类行动也是被决定的。社会因此可以被诠释为旋转着、相互碰撞着的各种各样人类原子。我们可以想象两种形式的社会：一种社会是无序的、人类之间硬碰硬撞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而在另一种社会中，人类原子则和谐地运动，因为一种起统一作用的力量把各种运动协调起来了，那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这样，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追溯到个人的心理关系，个人的心理关系可以进一步追溯到生理学的状况，而生理学的状况又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力学。这是一个分析过程：把社会还原为基本的物质元素和它们的机械力。
而一旦我们确定了基础性的元素和力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社会加以重构。这就是综合，始于力学而终于政治学。一切事物，毫无例外地一切事物，因此最后都应该是能够借助力学来解释的，也就是说从机械唯物论的概念来解释的。尽管把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还原为物理现象（把行动还原为事件）存在一些问题，机械唯物论在被运用于政治理论的时候还是迷人的：想方设法用简单的原则来说明一切。社会中除了力学的力量或原理之外，就没有别的力量或原理。复杂性是我们称为社会的那个颗粒组合中惟一较大的东西。凡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运动理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不仅仅是一套非常连贯的学理。这个理论不妨也被当作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民状况的简化的描绘：在一个物质财富匮乏的世界上每日为生存而斗争的一群人类原子。把这些人类原子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开明的自利，他们需要拥有专制政府的国家，作为确保贸易协议得到遵守的手段。国家之存在是为了个人。国家并没有内在价值。与此同时，这被理解为一个永恒真理：这是万世不变的人的本质和国家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支持宽容的政治理论，我们就自然要把自由主义追溯到——比方说——洛克那里去（拉丁语：libertas，意为“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用个人、契约和国家这些基本概念来定义自由主义，而不是用一些心理态度或道德价值来定义自由主义，霍布斯就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先驱。
我们可以对现代性不同阶段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些有趣的联系进行描述，先是早期资本主义，那时生存斗争非常艰苦，需要有一个专制君主（霍布斯）；然后是比较成形的资本主义，那时市民阶层有必要关注与专制君主相对立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一直到完全成形的私人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亚当·斯密）。
基本概念——个人和国家——在自由主义的这些不同阶段上似乎是同样的。但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到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对人性的看法有一个变化——先是自我保存，然后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一直到快乐和利润。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通常人们用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些政治-经济理论，它们把自由看作是一个基本价值，把个人的开明的自利看作是基础性的驱动力，而把国家的任务则看作是为独立的行动者确保行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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