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东西都在变成软件。印刷机诞生后，人类写过多少个字，未来就有多少家软件公司。”
——保罗·格雷厄姆
1 这是一名黑客，世界上首个互联网应用程序Viaweb的开发人之一。好吧，其实，我没听过。不过，这个应用程序后来变成了Yahoo！Store。更重要的是，他是Y Combinator的创始人。在创投圈，YC是个神话。而格雷厄姆，也是个神话。
2 从这些黑客伦理中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是互联网伦理。如果说我们使用软件，实际是在使用设计软件的人，那么这些黑客伦理或者互联网伦理，实际上就是这批程序员或者说这批创业者的精神。那么这群人的互联网精神，从何处而来？换句话说，是这批人创造了互联网精神，还是互联网成就了这批人？
3 黑客具有叛逆精神。其逻辑是：互联网产品压低了生产的物质成本（包括库存，运输，销售等），因此其竞争更多聚焦在精神成本上（创意，设计等），所以需要创新才能生存。黑客们只能挖空心思创新产品形态来加强竞争力。因此这一个行业就充满了创造力。而当互联网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时，这种创新精神自然就被带入了大家的身边，也就越来越重要。其中也得加上黑客精神中的好玩因素。
4 作者提到现代学校教育的弊病时，把过去的学徒制当成了一种加以褒扬的方式。客观地来讲，现代学校教育和学徒制的弊病和优点都是一目了然的，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几乎不会有异议。这两种制度实际上代表了理论和实践各自占据一端的教育模式。在某些异议分子眼里，学校和学徒制已经成了两种截然分野的模式。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业指导者（老师、技工）还是学习者（学生、学徒），都不会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所以，这就又是某些理想家的“理想国”了。
5 作者是这样为黑客的反版权法背书的：在公民自由的社会，更容易创造并采纳最优化的问题解决方案。在格雷厄姆看来，黑客就是带来最优化解决方案的人。而扼杀公民自由的政府和企业，最终会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活力下降。
6 对于美国开国元勋，格雷厄姆和乔姆斯基有两个不同的引用，“反抗政府的精神，在某些场合是如此珍贵，我希望它永远保持活跃。”而乔姆斯基在《理解权力》中又引用同一人的话，“如果人们“在思想上而非行动上叛国” ，那么就应该受到惩罚。”杰弗逊的两句话，看似冲突，实际都是对美国（自我）利益的一种维护。当然，可能会有人指出，政府和国家是两回事，杰弗逊表达的是维护国家而非政府的思想。但若把这两句话放到美国历史中去打量，其中韵味不言自明。
7 1995年，格雷厄姆和莫里斯开创了将软件放到服务器上的先河，实际上就是网页软件。但至今，还有很多很多软件只能放到本地电脑上存储，而且软件的云服务更多是企业级的应用，或者是小众软件。
8 格雷厄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为创业公司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面向。为什么创业公司能有高回报？除了信息产业有极大地边际利润外，还和工作者的投入有着极大关联。假如一个程序猿为企业每年带来8万刀的利润，那么如果他自己创业，他可以1）增加工作时间；2）增加工作专注度；3）剔除管理层的妨碍，增加工作效率；4）根据自己的才智选择带来最大工作效益的工作方向。那么如果把这些因子放到一起，这个猿类的工作效率将是身处公司时的36倍。换句话说，此时的他能创造300万刀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仅仅由极少数进行分成。这个梦想神话，诞生于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实际上冲击的，正是传统工业社会的集权经济体制。正如船小好掉头，创业公司也更容易出成果。但环顾如今的创业圈，（小型）创业公司发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卖身给大公司。换言之，创业公司的目的如果仅为了财富，那么小型组织拥有的丰富创造力就会为资本所侵蚀。而这种资本侵蚀过程，毛孔中并没有充满着血液，反而由内到外都洋溢着一种为梦想努力奋斗的灿烂光辉。多么吊诡的现代社会。 或者说，后现代社会。
9 你只要做出了人们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加入体制，也能生存得很好。
10 在工作中，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概念。前者指自己的工作贡献是否能够准确测量，以此衡量薪水；后者指自己的贡献是否能被放大，可以理解为杠杠效应（比如一个CEO的贡献，能被有效放大，而一个普通员工则不能）。在职业生涯的规划中，可以用这对概念来指导。尽量选择自己的贡献能被清晰测量的领域和组织，这样既能为自己带来高薪水，也能更快激励自己的成长；同时也要努力站在高放大性的位置上，换言之，成为领导者，或者加入小型公司。
2016.05.26
于九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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