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口溜古来有之，它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齐，纯用押韵口语，念起来顺口意思明确。它很类似于民谣或儿歌，但它又比它们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逻辑性、实用性。
顺口溜是专门针对某一事件，而由民间集体创作而成，它反映了老百姓心中所想，也反映了老百姓心中所愿。它可以反映当地气候变化，也可以反映不同时刻的物候规律。当代的一些顺口溜多与时政有关，反映并讽刺了一些社会和官场中的不良现象，在褒贬意义上有鲜明的倾向性。
总之顺口溜是一种民间文学现象，它言简意赅，语言简单，通俗易懂易记，是传播一定理念和科学道理的民间语言形式。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顺口溜朗朗上口，音韵悦耳，好念好记，幽默诙谐，生动形象，切中时弊，大人小孩都喜欢。正因为如此，顺口溜传播起来快速、广泛，一段顺口溜采用任何一种方言念颂都不存在障碍。中国各地都有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四川是创作顺口溜作品的大省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们这批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所生之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是中国政治生活最为复杂的年代。过去的地主士绅、达官贵人都被踩在了脚下，一夜之间成了社会底层，成为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那个动荡年代，出现了许多人间的悲欢离合，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疑似蜀华后街三十年代照片
蜀华后街（四十年代前称为“锦江街”）有这么一家人，母亲是老川大（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才女，毕业后教过书，后因男人不幸逝世，缅怀爱情无心教书就此沉沦。儿子在国民党市党部任职，儿媳是地道的家庭妇女，夫妻育有一子。儿子的薪水不低，一家人过着小康日子，其乐融融，再加上先辈在蜀华后街上有一公馆，也算是一户殷实人家。
这位母亲不到五十岁，徐娘虽老风韵犹存，路人走过她门前都要回头多看几眼。据邻居介绍，解放前她穿着时髦，打扮入时，出入于高档歌舞厅、电影院和茶厅，常与一帮上层人士和一些有钱人家的同龄男女交往。四九年国民党败走大陆，儿子、媳妇和孙子一家人去了台湾。儿子要她同往，她说去了不习惯，整死都不去。儿子执拗不过母亲，给她留下了不少金银细软后去了台湾，独剩她在蜀华后街家中留守。
解放后，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差不多把细软卖完吃光，金银又兑网换不了现钱，枉自守着一座金山，生活陷入了困境。她一个人好不容易熬到了1952年，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丈夫祖上留下的房子卖掉，就在隔壁租房子居住。
我家在1952年迁居到蜀华后街，就是买的她家的这院房子，与她成了隔壁邻居。初次见到她时，感觉她的行为举止与言谈有些疯癫，根本看不出她是高知和教师。岁月是女人脸上的一把杀猪刀，生活的艰辛，短短几年就把她折磨得满脸的褶子，头发花白，手指被劣质纸烟熏得焦黄。
起初，我看见她是大脚板儿，以为她是满族女人，看见她还有点害怕，好长时间都不敢与她打招呼。一次，我母亲请问她的姓名，她回答说姓宋，过世的先生姓冯。母亲让我称呼她为“冯姆姆”，她听后大笑说，这条街道上的人一直就称呼她为冯太太、宋小姐或宋老师，她说“冯姆姆”是包家巷那边十家院坝里的那些姆姆们的叫法，好难听啊！她说她当过大学和中学的数学老师，让我们就称呼她宋老师吧。
她家道不幸，而性格与出身使然，使得她为人清高，不近邻居，她孤身一人独来独往，寂寞时无人倾诉。傍晚时分闲暇无事之际，泡杯盖碗茶，独自躺在家门口的马架子椅子上，双手抱着后髽髽（zhua zhua），两眼圆睁望着天空发呆。
为了打发时间，她不时唱些解放前的流行歌曲，借以回顾过去的时光。她时而大声高歌、时而低声吟唱，什么《花好月圆》、《何日君再来》、《我等着你回来》、《夜上海》、《清清河边草》……等歌曲张口就来。她时而还会哼唱一些，如著名的托塞里《小夜曲》和莫扎特、舒伯特等欧洲古典作曲家的一些歌曲。一个晚上总要唱上十来首歌曲才肯罢休，大有古代文人墨客大不拘的风范。
我那时已经读中学了，晚上看书做作业时，老被她的歌声打扰得心绪不宁，又不好去干涉她。一个怕扯筋，又担心扫了她的雅兴。我母亲说不要去管她，她是个“老疯”（成都话读作“老讽”，意思是半疯半癫之人），我们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罢了。可是这样下去我实在安不下心来看书，想去派出所告她，又觉得她很可怜，再说我们也不忍心再次伤害她。
坦白地说，她的歌声确实很美，声情并茂，感觉她是在用感情，用心在唱歌。要是像她的半个老乡郎毓秀教授（川音声乐系系主任、教授）那样也去学习声乐的话，她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歌唱家了。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从她门前经过，正好与她四目对视，我俩几乎异口同声地招呼对方。我说：“宋老师，吃饭了吗？”她说“放学了哇？”这是我与她的第一次互致问候，自此开始了我与她的往来。我们每次碰面都会随便聊上几句，日久才知道她是有故事之人。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学校方面的事情，我还经常请教她如何求解数学难题，这才知道她是一位数学方面有些学问的行家。我曾经问过她如此有才华为啥不去教书？她总是避重就轻地回答，也许她根本就不打算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聊天，我母亲故意把话题往解放前的流行歌曲上引。我母亲赞扬她，说她歌唱得好。还说她唱的这些歌曲的唱片我们家里都有，现在家里还有几大箱子咧，但是就是不敢再播放了。我听懂了母亲的意思，就顺着这个话题告诉宋老师，这些解放前的歌曲现在是禁唱的“黄色歌曲”，属于靡靡之音。好是好听，唱起来听起来都很舒服，但是只可心里小声唱，不能大声唱，不过还是以不唱为好，否则被派出所当差警察晓得了，谨防把唱歌的人抓起来关起。宋老师听到后吓得不得了，她不解地问：“我唱了这么久为什么没见派出所的警察来理麻我喃？”我分析给她听：“我们这条街住的人看起来都不讨厌，都是些好人，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低，不晓得你唱的是不能唱的歌曲，所以暂时还没人去告官嘛！”她庆幸地说：“幸好三哥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告诉我了！”她还解嘲似地说：“像我们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只吃得补药吃不得泻药的，以后不唱就是了。＂
自此以后，街道上邻里间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我晚上做作业时耳根也清净了。我知道，我们这种做法有点自私，轻易地就剥夺了她的喜好和寄托，对她来说有点不近人情，对我来说于心不忍，可我也无可奈何，我要读书学习呀！
那时我家附近邻居和我都养了不少鸽子，自家的鸽子经常被别人家的鸽子裹走，也经常裹回别人家的鸽子。当时社会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只要丢失鸽子的主人找上门来了，说清楚他丢失鸽子的特征，又正好与裹来的鸽子大致吻合，都一概奉还，丢失鸽子主人就会奉送几斤玉麦（包谷）仔仔以示谢意。
有一天，街坊王木匠问我：“听人家说，这一晌（成都话读“向”，即这一段时间），人民公园动物园养的鸽子，被裹走了好多只，派人到处找，一只都没找回来。你们裹到过公园里的鸽子没有？”我说：“没有哇！连影子都没见到过！”
一日我刚放学回家，路过宋老师家门前，正好看见有两个穿“干部服”的公事人，正对她凶神恶煞般地问话。我尖起耳朵听见他们在说鸽子被裹走的事情，还听见这两人介绍自己是人民公园的“二分半的公事人”。我这人从小就有个爱打抱不平的毛病。话听到此，我立马走进去想问他们啥子事情那么凶？但我一下子说漏了嘴，问成是他们这次来，是不是关于人民公园丢鸽子的事情？宋老师一直在对我挤眼睛要我不要多嘴。那两人听见我问的话，好像捡到了欺头，马上厉声责问我：“你怎么知道人民公园的鸽子丢了？是不是你们这条街道上喂鸽子的人裹走了我们的鸽子？”当时就把我吓瓜了，缄口结舌不敢再说话了。心想这次惨了，多嘴遭了！要是不说个来龙去脉，这两人决不肯善罢甘休的，要是说了就会给王木匠惹祸上身！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不说，打死也不说！稍许，我欲溜走，可那两人把我挡在房内不让走，非要让我说个子曰不可。他们还一直追问我，究竟是亲眼所见还是听别人说的？宋老师一直在旁边打圆场，说娃娃还小，只是好奇乱说的。那两人不依不饶地说，要是听别人说的就要告诉他们究竟是谁说的。我站在那儿一直不敢说话。后来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说让我回家好生想想，他们明天再来，要是说不清楚，就要告派出所，并告到学校去！
这两人走后，宋老师对我说，你咋个那么瓜喃？这俩人好应付得很嘛！随即就附耳叽叽咕咕地告诉我明天如何应对。他说你明天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个说法，告诉那两个龟儿子，其余的事她来对付。
第二天，我提心吊胆地去上学了，整个一天都心神不定，心里老是惴惴不安，放学回家走在路上心里仍然是悬吊吊的。我刚走过与蜀华后街交界的无名巷口，远远地就看见那两人已经坐在宋老师屋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着街口。当我走近他们时，一人忙不迭地问我：“想好没有？究竟是谁裹走了我们的鸽子？还是听谁说的人民公园的鸽子丢了？”我装着胆小似地支吾了半天，才做着十分怯懦的样子告诉他们：“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偶尔听见走在我前面的两个大人讲的，我没看清楚他们的脸。”那两人竖起耳朵听得十分专心，听到最后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们知道我这样说，他们根本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两人昨天的那个阵仗一下子没了，气也发不出来了，他们大有被捉弄之感。另一个人仍不甘心地质问我，为啥子一开始不告诉他们是路上听别人说的？宋老师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现在还问这个有啥子用？你们昨天那个架势，就像要把人吃了一样，一个小娃娃啷个见过你们这个阵仗！”随即面带揾色地说：“你们还是快走吧！闹了我两个下午了，闹球得我啥子事都没做成，害得我还冤枉给你们泡了两杯茶咧！”（好一个阿庆嫂式的对白。）那二人自讨没趣，只好幸泱泱地走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来过了。
从这件事以后，我对宋老师越发敬重了，认为她是位敢于担当的女人，不但神志清楚，而且思维缜密，根本不是一个“老疯”（老讽）。
宋老师每天都用柴灶烧锅煮饭。有时她一担一担地买大邑县农民挑到成都来卖的大捆青岗柴，有时又买些路口那位满族妇女所开柴行的把把柴。有趣的是她每次烧把把柴时，夹一根把把柴进灶灴（hong）后，就会调（音“条”）声吆吆地唱一段顺口溜：“升升米喃——，把把柴—，慢慢拖来——，慢慢捱—（成都话，音挨打的“挨”，即为拖延时间，慢慢过日子），总有一天要发财——。”唱完后，她又夹一根把把柴进灶灴去，又从头到尾把这顺口溜重唱一遍，唱完一遍后再夹一根把把柴进灶灴，再唱，如此反复，直到把饭煮熟为止。我每次听见她唱这个顺口溜时，心里就不是滋味：如此一名知书识礼的高知和过去的有钱人，现在竟然沦落到烧把把柴唱顺口溜的这般境地……唉！朝花夕拾月弄人，岁月残酷催人老啊！
后来熟悉后，我试着问她为啥爱唱这段顺口溜？她笑了笑说：“我每次烧把把柴的时候，就想起了我死去的先生，他是个好人，对我好得不得了。有一天他从自己公司回来，就给我摆了这段顺口溜的故事，他还一边唱一边表演，把我笑得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每次烧把把柴的时候，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眼前。”说到此，她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她又说：“其实，我本可以不烧把把柴的，这又俭省不了几个钱，但是一烧把把柴，我就会想起我的先生，这个感觉挺好的。”听到此，我完全明白了，这让我想起了范仲淹的诗句：“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深感她是一位多情又易于伤感的女性。她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自己逝世多年的丈夫，对丈夫的感情已经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心里，她居然能用丈夫的一个顺口溜故事来寄托她的相思苦。我过去对她的曲解和蔑视，不知不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且对她还多了一丝同情和敬意。
这两件事情让我感触良多，也让我想明白了一些事理。人是不可以貌相的，有时你眼中看到的未必是真的，人为了生存也许像动物一样，都披上了一层伪装。事实上，外在的观察往往是不可靠的。你看了一眼作出的判断，与你看了若干眼，或者你与她交谈与长期相处后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出入，你会发现外貌后面还有另一个她。尽管她念的顺口溜有点俗气与无奈，也许她每次念唱这个顺口溜时，会让她回忆起她的某一个幸福时刻（事实的却如此），而这个顺口溜在她心中的含义并不代表她目前的处境，也不代表该顺口溜代表的意境是她所向往的。
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于 春秋疏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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