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杭州回来我就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一直无法退下，头痛欲裂，就连听到他人讲话的声音都会觉得聒噪不安。睡梦里，除了一场又一场恐怖的画面，再无其他。
陆西川在门外同医生交涉，希望将我转入特级病房，那里更安静些。他的声音一向沉稳并带有磁性，此刻他同医生的那些低声细语却变得无比尖锐，像是无数根细碎的针，夹在风里，划过我的脸颊，略过我的头发，再用力地刺进我的耳朵里，如此反复地折磨。
疲惫，浑身无力，我的身体像是被暴风雨蹂躏洗礼，就连说一句话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陆西川勉强掩饰自己的疲惫，将我从病床上轻轻扶起。我头痛的厉害，连胃里也是翻江倒海般的恶心，陆西川知道我的脾气，只买来一碗清淡的白粥，用小勺一口一口地送进我的嘴里。结婚四年，很多事情不需要说，他足够默契。
换了病房的确安静，只是太过安静，就连雨水拍打窗面的声响都是那么清晰。他也略显尴尬地站在病床旁，目光散发在窗外，从二十二层楼俯视城市的街道。南方的冬季很少能够看得到雪，只是终日落下雨水，从几万米的高空重重地打在地上，空气潮湿阴冷。
而这尴尬终究是会过去，一小时后他需要去公司开会，作为财务总监，还有大堆的文件要他签署。二十七岁，正是事业的上升阶段。他曾经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全职太太，免得在职场拼杀。我却更喜欢忙碌，空闲的时间总是会叫我手足无措。他从来不会勉强我做什么事。
临走前，他整理了一下胸前变得松散的领带。这根紫色的领带，是我大学毕业后用第一份薪水买给他的，现在看来多少有些老旧，他却时常戴在身上。他的眼圈有些发黑，疲惫难以掩饰，却还是对我笑着吻了我的额头，再匆匆向公司赶去。
三天前，我告诉他我要回杭州一趟。这是我每年既定的行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我时常能够从他的眼神里察觉出一丝担忧和恐惧，因而在彼此相处的时候他总是小心翼翼。每次我都会拒绝他的陪同，但他却不会群追不舍地询问原因，反而主动帮我收拾行李。我只去两天，他将内衣，毛巾，应急药物等物品一一放置在我的短途行李箱里，细致的有些不真实。“仁子，最近天气很冷，记得要多喝热水。”
读大学同他交往的那段时间，天气冷的时候，他会主动拿着我的暖水壶冒着寒风去水房打水，打回来就那么静悄悄地把水壶放回原位。那时候他也常常这样叮嘱我，记得多喝热水。并非是什么肉麻的情话，他深情款款的眼神却叫人感动。
陆西川是麦冬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我只知道他在毕业后同样离开了杭州，没想到竟然和我去了同一所大学。而我在高三毕业后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二开学初的一次同乡聚会上。
他对着每一桌的人轮番敬酒，当走进我身旁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惊讶得看着我说不出话，愣住那么几秒钟，呆滞的眼神渐渐发出细微的光。一周后，他主动发信息给我，渐渐得，短信也变为了频繁的电话交流。他时常会看着我的模样发呆，眼里藏着无限温柔，但这份温柔却似乎是透过我，传到了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
在九年前开始，我的身体就像是装上了一台活力十足的发动机，不论是在听课还是参与校园活动，我都全身心地投入到里面去，认真地做笔记，细致地思考会场的布置和人员的安排，除了躺在床上闭眼休息的时候，我似乎一刻也停不下来。因而同其他人的恋爱相比，我们的约会显得有些怪异，没有咖啡厅里的发呆，没有浪漫的烛光晚餐，没有校园操场边的散步，甚至都没有固定的约会地点，有的只有不断的行走。
是那种漫无目的的行走，完全凭着感官的指导，沿着一条路，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乘上一条地铁，再换乘另外一条地铁。通常从早上走到傍晚，中途累了便随意找家小店休息，点些简单的食物。我无法忍受静止不动什么事都不做不想的状态，而他也并不抱怨，只是目光温柔地看着我。
我也以为我永远也停不下来，在麦冬从天桥上跳下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像是绑在了一列装满炸药的火车上，不到引线燃尽列车粉碎的那一刻，是无法停下来的，但陆西川的出现，却意外地叫这趟死亡列车行驶的速度逐渐放缓。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梦到过麦冬的模样。
生活看似安稳平静，但我知道，关于麦冬的记忆不过是暂时冬眠的狮子，它会准时在麦冬的祭日前苏醒，并对我露出尖牙利齿大声咆哮，叫我从噩梦中惊醒，出一身的冷汗。
2
他要我见他，简单粗暴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也对，一年当中也只有这个时候，也只剩下这个时候能够用来彼此对峙。
可他是一把烈火，即使是在冬天，我也能够感受得到他熊熊燃烧的愤恨，这火焰能灼烧我的肌肤，将我安逸平静的生活烧成灰烬。
可我依旧自投罗网，那么自欺欺人地主动置身于火焰当中，浇一桶油，让它烧的更加猖狂。
从上海踏上前往杭州的火车。拒绝了陆西川的陪同，自己去面对。
那一年高三，明明发生了重大事故，我的成绩却不知怎么冲的很高。大概是想要逃避某些痛楚，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业上的缘故吧，连相关的新闻报道都不想看到。麦冬曾经对我说，想去上海读书，而最终由我替他实现了愿望。可是以他的能力，不论报考国内哪所大学都会理所应当地被录取吧，从中学开始他的成绩都高的吓人。
他的忧郁几近是同他背后的光芒一同散发出来的，当我发现他的不快乐时，已经是在初三结束的那个暑假，他作为杭州市为数不多的几位入围选手之一，要去美国参加某英语竞赛最后的决赛。沈麦冬第一次几乎是哭着对我说，“姐，我不想去，我不想去参加什么比赛”。在从家里出发去萧山国际机场的路上，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默地看着我将他的行李提到车上，静默地听着我对他的嘱咐，在机场将要过安检的时候，他红着眼眶对我说，“姐，我不想去”。
三周后，麦冬带着全国大赛一等奖的成绩回到了杭州，但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说，眼神就像是灭了烟火的太阳，叫我觉得陌生，分不清楚那是失落还是骄傲。
我用头抵在窗户的玻璃上，不停有雨水打过来，视野一片模糊，列车带着我的身体，以每小时一百八十公里的速度向着我曾经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地方飞驰，车轮与铁轨相互碰撞发出低沉的声响。要度过近三个小时的车程的我，突然想起多年前麦冬去美国所参加的那场比赛。不知道他在飞机上抑或在那个陌生的国度里，经历了什么。而此时车厢上多是返乡同家人过节的乘客，喧嚣的声音聚集在一起像是不停旋转的风暴，将我鞭笞将我抽打，将我昏昏欲睡。
单亲家庭，父亲工作忙碌，为了叫我能够照顾麦冬，从小学三年级起，安排麦冬跳级与我同班。实际上他与我相差一岁。他每日跟在我的身后，一同上学，安静得像是看不见的空气，不表达，不退让。一次老师抽查诗词背诵，背错一个字就要用教鞭打一下手。麦冬整整一节课都望着窗外发呆，能背出一半的内容已经是庆幸。我只能呆坐在座位上，看着麦冬被抽打成紫红色的手心掉眼泪。每抽打一次就像是以三倍的力量抽打在我心上，我恨自己没有保护好他。在回家的路上，麦冬对我说，姐，我不痛。
他也曾是个爱笑的孩子。夏季，江边的滩涂上总是能够挖出湿红的黏土，杂草丛生野花遍地，连巴掌大小的蝴蝶都经常能够看得到，临近夜晚的时候，还可以目睹居民偷偷在江里炸鱼的场景，那时候快乐几乎没有来由。但我清楚，到了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父亲作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工作之余鲜有关心我和麦冬的生活，在我和麦冬步入初中后，他每月回家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九十平米的家里只有我和麦冬两人，有些空旷，连脚步都有回声。
到初中一年级，我和麦冬去父亲的公司拿取生活费的时候，他正搂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和小孩，在员工餐厅用餐。父亲当然会回家，只不过，他回的是另外一个与麦冬、与我毫无瓜葛的家。
我下意识地想要拉着麦冬走开，脚步却像是陷落在泥沙里，整个世界都在原地打转。但麦冬却挣脱开我牵着的手，整个人似乎都在狂风暴雨的中心地带，毁灭每一个走过的地方。麦冬冲上前把他们餐桌上的食物全都推倒在地上，发出刺耳的乒乓声。父亲狠狠地打了麦冬一个响亮的耳光，带着女人和小孩离去。
回到家后，麦冬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隔着门缝，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小声的抽噎声。他连哭泣都强忍着，不敢放出声来。我手里拿着一块打湿的毛巾，蹲坐在他卧室的门口，水滴从毛巾中渗透出来掉在地上，将空气打湿，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怎么安慰自己。我张开嘴巴大口地呼吸，嘴里还是说不出一句话。直到夜里凌晨的时候，他打开房间的门，红肿着眼睛，用沙哑的嗓音对我说，姐，我没事。
他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是从什么时候，他开始变得这么坚强倔强？
3
火车即将停靠在杭州城站，车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像是如释重负，纷纷将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车厢在这一瞬间变得格外拥挤，我努力想要从人群的缝隙中看着窗外逐渐逼近的站台，却只留给我一个支离破碎的景象。
我恍惚间似乎看到了麦冬的轮廓，他笑着对我挥手。但这个景象却又一闪而过，像是一阵烟雾，消散在人群当中，再也寻不到面目。
一月的杭州同上海相似，空气阴冷潮湿，不过雨水却变得朦胧细小。街道两侧的梧桐树赤裸着树干，看不出曾经繁茂过的痕迹。已经不会有人来接我了，我站在城站出口处大概那么三两分钟，已经有人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宾馆住宿。我伸手拦下一辆的士，离开了这里。
错过了高峰时段，路上并不拥堵，再加上往一个偏僻的地方驶去，路上的人越来越少。到城郊地带的半山公墓不过花了十五分钟的车程。从车窗外能够看得到那座布满墓碑、草地发黄的山丘。而沈麦冬现在，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努力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先在山脚下的花店里，挑选了十几只栀子花，叫店员装捆在一起。再也没有任何拖延的理由，而我的脚步却再一次变得沉重，它似乎每走一步都需要确认，确认曾经在我面前哭在我面前笑的那个人，真的就待在这里。不，他已经不在了，不过是尸骨燃烧后留下的粉末罢了。
微微的细雨随着风掠过，水珠凝结在我的发丝上，打在墓碑上。我将那束栀子花轻手放在他的身前，从包里取出备用的一把黑伞，撑在他的头顶上。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
而他却依旧那么不近人情，墓碑上的照片都严肃的没有一丝笑容。已经是中午十一点，我抬起头迎着雨水，天空中的太阳已经被大片的乌云所遮盖，显得黯淡、肮脏。
“你还好么？”
已经有一整年的时间没有见面，麦冬，你还好么？可我竟也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这么站在他的墓前，除了雨水碰触到伞面发出的点点拍打声，世界安静得像一滩池水，停止流动了的池水。我到底还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
回到在杭州曾经居住的房子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初中的时候父亲便把这套位于西湖区靠近浙大附中的房子，过户到了我和麦冬的身上。而这套老旧的楼房只有在我偶尔回来的时候有些用场。已经有将近十位房产中介给我打过电话，但都被我一一回绝。这是我和麦冬的家，也是我唯一能够嗅得到他味道的地方。
打开门的瞬间，积累了足够量的灰尘飘扬在我的大衣上，房间里充斥着樟脑丸的刺鼻气息。我将窗前的帘子拉开，用力打开窗户，光角肆无忌惮地从外面的世界闯进来，横冲直撞地占领了这九十平米的小屋，我一时觉得有些不适，眯起眼睛，能够看得见光束中粉尘漫无目的地飞扬。手臂处感受不到光的炙热，窗外的雨水还是一刻不停地落下。
生命得以存在的方式有无数种排列的可能，毁灭却如同被强行分解为尘土一样。待一一把家具上的防尘套拿下，躺在老旧的布艺沙发上时，我才略微松了口气，小声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其实麦冬自杀所在的那个天桥不过三米高而已，他是瞄准了即将驶来的车辆算好了时机才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头刚好撞在几吨重的卡车车头，当场死亡。我除了哭喊着叫医院对他施行抢救外别无他法，而穿戴着白色工作服带着白色口罩的医生只是对着我摇头说什么节哀。节哀？不，我不要节哀，我要我弟弟，我要他活过来。
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他的房间。我膝盖蜷曲着跪在地上，想象着他在书桌上看书时认真的模样，睡觉时舒缓的面庞。他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总是蜷缩着身体，像是尚在母腹还未出世的胎儿，唯独在夜里休息的时候，他身体的肌肉才能放松下来，不再同我一样倔强。
房间里已经变得空荡，我在地板上嗅他的味道，在书桌上嗅他的味道，在窗棂上嗅他的味道，他太冷漠了，就连他的味道也有淡淡的冰凉。是我太冷漠了，是我将他逼迫在几个狭小的置物箱里，抹杀了他的气息。
在他死后，我将所有有关于他的东西，都整理到三个透明防潮的置物箱中。我承认，我胆小，我懦弱，我害怕那些东西勾起我关于麦冬的记忆，哪怕是一丁点，也足以变成波涛洪流将我淹没。但已经过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我再没有理由将有关他的回忆封印在这几只泛黄发黑的箱子里。
4
陆西川打来电话，手里里传来的铃声将这里的安静喧嚣，我差点被这安静吞噬，陆西川的声音硬是把我拉了回来。
“一切还好么？”
陆西川是来过这里的。他在高二的时候会常来这里看碟片，客厅，厨房，麦冬的房间，每一件物品的置放都他知道。陆西川是麦冬第一位带回家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麦冬的眼神里时常透露出同他年纪所不相符的成熟和冷漠，叫人不敢靠近，陆西川却是个例外。
麦冬对王家卫的电影几近痴迷，或许这也是他唯一的爱好。他从音像店里买来一张又一张的碟片，再置入DVD的凹槽当中，像是着了魔一般，反复看上许多遍。他很少讲话，电影中演员各自大段的独白替他讲话。
我偶尔也会同他们一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观看电影，但多数时候我会觉得电影的氛围太过压抑，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无法呼吸的那种压抑。在《堕落天使》中，金城武所扮演的哑巴说，“每一天你都会跟许多人擦身而过，而那个人呢，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知己。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任何跟人磨擦的机会。有时候会弄到头破血流，管它呢，开心就好。”
“真是寂寞。”陆西川说出了我心里的感受，不论是电影还是电影中的人物身上，都散发出浓郁强烈的寂寞，我甚至有些时候会觉得，他不是我弟弟，他是从电影中走出的一位人物。麦冬在看电影的时候总是静默的，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里面去了。
挂断电话后，手腕处有些酸痛，手机从掌中滑落，跌撞在第二个置物箱上，箱盖上裂开了一条细缝。在打开盖子的时候发出噼啪的声响，每一张碟片的套子在光线的照耀下都闪着银光。旺角卡门、阿飞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它们将整个箱子的空间都填充满当，不留空隙。
高一寒假的时候，我出门到街对面的市场购置生活用品，当回到家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购物袋中的水果罐头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心里一边发慌，一边呼喊他的名字。最终在卫生间发现他已经昏迷了过去，那是我第一次送他去医院。大概是在出院后，他才养成了看碟片的习惯。有些时候我夜里凌晨起身去卫生间，也能看见客厅里的电视机发出蓝光，打在他略显苍白的脸上。他已经开始失眠，无法安睡。
有时陆西川在陪他一同看碟片时，我也会按时把白色颗粒的药片和温水送到他身旁。他是不愿意叫别人知道自己的病症的，我对陆西川说，只是一些维生素罢了。但我知道，这些药物能够激起他大脑内氧化酶的运动，提升他的脑单胺含量，在药物的说明说上写有“抗抑郁效果说明”。医生也说，只要按时服药，会好起来的，对，会好起来的。
他在高三那年基本上已经停止了服药，脸上时常对我露出笑容，对我说，姐，我好了。我的心也终于安稳下来，他的笑叫我似乎看到了生活中的一丝曙光。高三功课的复习有些紧张，我常常需要看书到夜里一两点钟，才能够赶得上进度。只是他却很少带作业回家，偶会会简洁明了地替我讲解几道题目，多数时候在卧室看小说，不到十点便熄灯了。
早上去上学时候在公车上，我问他在看什么小说。其实我是明知故问，我已经看到了书的扉页上那细碎的书名和作者，加缪，《鼠疫》。到学校后在中午休息的间隙去图书馆借阅到这本书，看了简介才松了口气，大概讲些面对瘟疫奋起反抗的故事。他对我说，是西川拿给他的，随便看看罢了。
陆西川已经很少来家里看碟片，偶尔来的时候麦冬也不会表现出多少高兴。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电影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放映着，麦冬不再专注于主人公反复的独白，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他的脸上有些疲惫，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他所喜欢的电影叫他疲惫？还是他从来都是疲惫的，在我面前不过是在伪装？
陆西川的眼神小心翼翼地落在麦冬的身上，叫我回卧室拿一条毛毯来。当我再次返回到客厅的时候，麦冬已经睁开眼睛醒了过来，手臂停滞在半空中，想做些什么，却又不能做什么，最后只是淡漠地看着仍旧发声着的电视屏幕，冷冷地对陆西川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5
当时关于“天才自杀”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他的死感到惋惜。他的时间永远停止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再过一天就是他的十七岁生日，而我们的年月却日复一日奔驰，迈向毁灭和死亡。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九年前的这件事了吧。
他死后的那个葬礼，我刻意安排避开了记者和不相关的人。关于葬礼的事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等我真正站在麦冬墓碑前的那一刻，才切切实实地知道，他不在了，真的消失不在了。他真狠心，大概一早就知道自己要死了吧，甚至清楚到哪一天、哪一秒。他明明对我笑着说，他没事了啊。
他也来了，麦冬和我曾经数着时钟盼望的人，最终脚步轻松离开了我们的那个人，他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嘶吼着对父亲挥舞着拳头，“你理解过他当时的心情么？你知道他想要见到你的心情么？......”泪水掺杂在雨水里，气势滂沱地从眼角里汹涌而下，我失控地跌坐在满是积水、青砖铺就的地面上。父亲他对着墓碑喃喃地说着对不起，小声得只有他自己知道。
没有什么繁琐的仪式，就连在这里再多待上一秒钟，空气都要化为冰锥，刺痛自己。不过哀悼了那么几十分钟，便纷纷散去。在我走了几百米，透过朦胧的雨水回头观望的时候，在麦冬的墓前，还站着一个人影。没有撑伞，雨水同他的身影融合在一起，最终消失在了我的视野当中。
麦冬的离开没有任何先兆，又或者说，看似过于平常的生活正是他要离开的先兆，他的内心一定远不如外表看来那么平静。父亲曾近和我说过，母亲在怀有麦冬的时候便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艰难产下他后的第五天，跳楼自杀。我恨他，因为他其实早就预料到，麦冬或许也会有那么一天。
记忆总是叫人疲惫，一次性要接受十几二十年的记忆叫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走近卫生间，打开淋雨蓬头放出水来。前五分钟流出的都会发黄的污水，常年无人使用已经有些生锈。最终还是没有热水流出。我将包里的毛巾拿出浸湿，盖在我的脸上。水滴从我脸上和手臂滑落，顺着脖子和臂膀流入身体，一阵冰凉。
头依旧痛得厉害，鼻子变得钝钝得，返回他的卧室，想要寻些感冒药。靠墙放置的另一个硕大的置物箱里存放着大量的药品和书籍。不过，除了万拉法星、萘法唑酮这类抗抑郁药，其他早已过期。我随手翻出放在底层的那些小说，将他曾经读过的那本《鼠疫》拿到手里。从中掉出一张折成三折的纸，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纸张已经有些潮湿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在过去的四年里，我无比熟悉这样的字体，它签在结婚证上，快递单上，签在新买的小说，也签在公司的文件上，不会出错，这是陆西川的字。他写给麦冬的是，“我喜欢你”。
我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浑身发抖，如同置身在万丈深渊里，不停坠落，再摔个粉身碎骨。我的脑袋已经停止了思考。我将这本书轻轻地摆放在地上，再有突然举起，将它重重地摔在墙上。
陆西川在那次同乡会上瞳孔里重新燃烧闪烁着的光，在麦冬叫他走的那一刻就熄灭了，而又在他时隔一年重新见到我的那一刻，被我模样中的麦冬再次唤醒。他眼神里的那些怜惜和小心翼翼，不是为我而留，是为麦冬。
原来我原以为幸福的爱情和婚姻不过是早有预谋。他寻求麦冬，就如我曾经寻求母亲，麦冬寻求父亲那般，要透过某个媒介，才能得以满足。但我依旧自投罗网，自愿待在他的身边。
如果记忆不能燃烧，至少叫它被雨水冲刷散去。可它却越发坚不可摧，叫我无法抵抗。无法抵抗的又何止是记忆。
当我第二天返回上海后，便开始发高烧。陆西川抱着我几乎是冲撞着进入医院。我的左手静脉上插着一根针管，生理盐水和营养液轮番输入我的体内，左臂变得冰凉。陆西川将热水袋垫着毛巾放在我的手下，替我把被子盖好，我挣扎着把被子踢开，他一次次再帮我盖上，直到我精疲力竭。
我是在麦冬跳下天桥后半个小时，才赶到事发现场的。他的身体已经破碎的不成模样，血液不断从他的脑部流出，沾满我的双手，浸湿我的外套。在那一刻我失声了，想要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但嘴里只能发出啊啊啊的哽咽声。
当我在夜里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一只温暖的手擦掉我眼角的泪水，将我抱在怀中轻轻拍打着我的背。“没事的，有我在，有我在。”我手里摩挲着他胸前那根紫色的领带，过了许久，心情才能逐渐平复下来。
陆西川彻夜陪伴在我身边，在特等病房里有供陪夜的人休息的小床，但他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我的病床前，在我需要彷徨痛苦需要安慰的时候，一伸手就能碰触得到。
住院第三天，体温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准，陆西川刚刚下楼准备办理出院手续。雨水还是拍打着窗，室内的这一面蒙上一层雾气，叫人视野模糊，辨别不清楚方向。我伸手拿出放在包中的那本《鼠疫》，浅灰色的封皮同窗外的天气很是应景。陆西川重新返回到病房时，我将它递到他手边，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他的眼神从惊讶到害怕，从害怕到躲藏，最终还是接了过来，站在原地，没有说一句话。
我从病床上起身，走到窗前，用袖口把玻璃窗户上的雾气擦去。
“西川，下次扫墓，陪我一起去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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