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开始了自己的手工作坊,生产、包装、销售,日复一日。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很有脾气,有时干着干着就生闷气:一年到头也没完!于是开始扔东西。我妈知道他的脾气,不急不闹,等我爸扔完,过一会,自己就收拾了——那段时间,我爷奶、大伯、堂弟的医药费都出于此,我们兄妹三个的学费都出于此,我们家、大伯家生活费出于此。我从没看过别的人家像我们这样。
这种生意一直做了十多年,春夏进料生产,秋冬联系买家,送货上门。这样,到大年初一,我爸终于可以和老伙计们一起出去推牌九,玩到半夜。大年初二,换上旧衣服,继续工作。几年下来,姑父、舅舅、几个邻居,全成了爸爸的徒弟。
我读大学时,因为某些问题,我爸不得不改行了。
那个夏天,苦闷了几天后,他走了很多附近的村庄,想找找新的方向。慢慢觉得开大车整地可以。但是这种大车相关的市场、维修技术、零件特性什么都不知道。我爸用最笨的方法,每天都去一个修理大车的邻居那里,当免费劳力,去得早走得晚,做油污最多的活,回家时总是一身蚊子包——谁让咱们需要呢?
于是,一夏天的工夫,我爸几乎已经可以掌握大车所需的方方面面了,那时他是方圆几个村同行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爸爸买了一辆二手车,比十几万的新车实惠多了。我爸欣喜地每天都围着他的旧车,修修补补。钻到机器里,一遍遍的抚摸着油乎乎的零件,拿出来,吹吹,仔细观看,轻轻的放进去,再试。诺大的机器,也是个倔脾气,有时候任你百般调试,就是不往前走,还哗啦啦的噪音。我爸猛地敲碎了后视镜,把扳手扔在地上,回屋里拿了棵烟,蹲在门边,烟雾缭绕。一支烟燃尽,又拾起扳手,继续调试。
这样的场景重复了几次后,这个大家伙终于顺过气来,可以轰隆隆开出大门了。我爸捧着白漆,挑了根细细的高粱杆,一遍遍描着已经斑驳的标识:铁牛GX354。一会儿,他略皱眉头,问我借毛笔——原来高粱杆描不出白字的挺拔、饱满。
出车的时候,几乎每天遇到问题,爸爸跳下车又钻到车下,就开始忙活了。试试着,拆下来、搬弄一会,安上,试试,一遍又一遍。有时还需要钻出来,摸出手机请教别人……院儿里的照明灯大概最知道这一切。
后来日渐熟悉,爸爸和他的大车配合愈来愈好,稍有动静,他就能准确的找出大车哪里不舒服,麻利地换好。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等爸爸帮忙整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爸爸的生意已经称得上火热。
这就是我爸爸,不矫情,不抱怨,不推卸。
我最困难的那几年,哭过之后,常能想起这些,然后生出些许力量,继续前行。
也许,这是一个父亲留给孩子的莫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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