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研究一些复杂系统，研究一些历史经济现象的成果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成为畅销书了，例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这本书就是从地理环境出发，从而对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进行解释，例如财富和权利为何是如此分配，我们在当下是如何经历的，为何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历史为什么不能是另一种样子等。
前段时间还有一本畅销书叫《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作者试图通过物理科学和数学的思想、概念、范式，构建一个可以解释生物体大小、城市规模大小、公司规模大小等高度复杂系统的，具有通用性的“规模法则”。
作者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是享誉全球的复杂系统科学领军人物，并在2006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他是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曾担任顶尖的复杂系统研究机构——圣塔菲研究所的所长。
圣塔菲研究所是在1984年，由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起，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瑞·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们会同一批从事物理、经济、理论生物、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人员，在美国墨西哥州的圣塔菲伊苏区中一个租来的女修道院中组建了圣塔菲研究所。
圣塔菲的创始人们意识到，科学和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性、令人激动、深远的问题，都处于传统学科的边界之间。包括，生命的起源，有关生物体、生态系统、流行病或社会的创新、增长、金华和系统韧性的一般性原则，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网络动力学，医学和计算科学中的生物学研究范式，生物学和社会中的信息加工，能量和动力学的相互关系，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等。
圣塔菲研究所致力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跨学科研究，包括物理、计算、生物和社会系统，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复杂系统跨学科研究的正式发源地”，发挥着核心作用。
圣塔菲研究所的文化在于创造一个开放的、催化性的环境，把聪明人聚集在一个相互扶持、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并让他们彼此能够自由互动和交流，就将自然而然产生很多思想火花，从而将高度多样化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为实质性、深度的合作做好准备。
这个研究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设系别或正式小组，而是有着努力推动长期、创造性、跨学科的研究的文化，涵盖了数学、物理、生物医学、社会和经济等各个领域。
二是人员来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长期教员较少，但是有100名左右的外部研究人员，都在别的机构任职，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圣塔菲研究所待上几周。
三是几乎没有层级结构，同时在这里的人员规模不大，每个人都很容易认识其他人。
四是相互交流非常频繁，可供研讨的公共区域非常多，可以边吃午餐，边即席研讨，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古生物学者、量子计算专家、在金融市场工作的物理学家等可以每天互动交流，相互交谈，共同思考。
圣塔菲研究所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由前面提到的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和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发起，旨在从复杂系统的视角去解决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例如非线性系统、统计物理学和混沌理论如何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洞见，在1989年就创建了早期研究小组，尽管现在这种学科组合已经不再罕见，但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合作，被称为“科学史上最为奇怪的组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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