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时的村木工组

        我家老宅西侧有三间临街的闲房，不知什么年代北房砸掉之后再没修建，后院很大，大集体时的村木工组就设在这里。在长期的交往相处中，我家和木工组一直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直到1976年我家要建新房了，木工组才搬走。

        木工组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服务。我村有四百多户，十一个生产队，大到骡马大车地排车手推车，小到犁镂钯杖，制作和维修都要由木工组承担。社员的锨镢锄等工具，自己安装不了的也要拿到木工组。当时社员用的锨具有两种，一种是尖头的钢锨，一种是平头的板锨，后一种需要由木工组师傅在砧子上用两颗铆钉将锨头紧紧固定到锨柄上。大大小小的活计摊了木工组一地，师傅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叮叮当当”、“乒乒乓乓”的响声震荡着安静的村庄，在村前村后的田野里也能隐约听到。到了大忙季节，师傅们干脆把活计搬到大街上，直忙到夜幕降临月上柳梢才收工。

        木工组最初有二位师傅，组长叫刘光荣，个子不高，精细而和善，耳朵上习惯夹着支铅笔，负责打价记账。另一位师傅叫王路高，高大的身躯，红红的脸堂，总是沉默寡言。后来又来了张明海和栾光范两位年轻人。几位师傅技术熟练而勤恳，臂力也大，用起锛来轮的圆圆的，锛头上下翻飞，落点准确而有力，伴着“嗨嗨”的发声，锨起一溜新鲜的木头茬子。刨子在他们的手下就像一叶疾驶在固定航道上的小舟，一次次从原点冲向前方，犁起卷卷浪花，散发出木头清香的气息。拉大锯印象尤深，两人对坐在合抱粗的圆木两侧的高凳上，眯着眼睛你来我往一拉就是大半天，中间也锉锉锯齿，声音刺耳，锯出来一张张大木板立在后院，映的明晃晃的，就像是木头的迷宫。

        木工组最庞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制作大车了，凝聚了师傅们的心血和汗水。这一扛鼎之作一般放在农闲进行。为了找到两根挺拔合用的车杆，可谓煞费苦心。在我们当地，制作车杆的上品是“笨槐”，即国槐，其次是“洋槐”，这两种树木结实耐磨，栽植也较为普遍。师傅们带着米尺，在蜿蜒的围子墙上，村中各处，有时闻讯跑出十几里地，仔细丈量着，反复斟酌着，选定之后，谈妥价格，再合力采回。动工之日，虽然没有仪式感，但师傅们的心情是激越的。遇到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讨论切磋是很热烈的，争的面红耳赤也是常有的。进入组装阶段，大街上站满了围观的老老少少，师傅们既紧张又喜悦，慎重而有力的敲打着，扯开嗓子高声提醒和呼应着，不时用木匠特有的眼神瞅候一番。新车告成，贴上“日行千里”的条幅，车底系上吉祥物，在众人欢笑声中燃起一串鞭炮，就像庆贺节日一样。此刻，师傅们的脸上写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所有的辛劳都被兴奋融化了。

        棉花大面积种植之后，木工组在北门外又接出去一间棚子，承接起喷雾器焊接维修的任务。那时，棉花是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管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治虫，每个生产队都成立了专业队，以女青年为主，身背喷雾器逐个叶面反复喷洒，遇到喷雾器漏水或堵塞，就要赶紧过来维修。负责焊接的师傅叫杨君，已年过半百，戴着老花镜，坐在火炉前凝神贯注一丝不苟操作着，额头上滚着汗珠，一忙乎就是大半天，就像处于临阵应急状态一样。后来他得了脑血栓，由栾光范师傅接替了焊接工作。杨君老人病情稳定之后，时而还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过来闲坐，对这里充满了感情。

        木工组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我喜欢看师傅们操着各种工具生龙活虎有板有眼地做活，听老人坐在墙角七嘴八舌谈古论今。师傅们歇息的时候，常抽着烟慈祥而爽朗的跟我开着玩笑，也在不经意间向我传授一些木工常识。如：指着墨线一端的铁钩问：“你知道这叫什么？”我哑然。“这叫替母钩，是鲁班发明的，他是木工行的祖师爷。原来打墨线是他娘在一头给拽着，有了这个钩就不用了，记住了，人家问起来别说不知道。”我嘿嘿一笑。受师傅们的熏陶，我从小就喜欢掇弄锤子斧头等器具，利用木工组的下脚料做遛，削茧，刻木枪，稍大之后制作滑车，很能“神反”。师傅们对我是那样的包容和关爱，教我工具的使用方法，不时提醒我注意安全，我在“吭哧吭哧”埋头敲打的同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八十年代初，随着大包干的实行，村木工组消失。

        不久前回老家，遇到了木工组最年轻、唯一还健在的栾光范师傅，倍感亲切，想不到他已是靠近八十岁的银发老人了，俩人愉快的回忆起了当年木工组的情景，师傅们古道热肠的形象和火热的劳动场面又清晰的浮现到面前。老一代厚重的为人让人怀念和尊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