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40:复杂的问题为何要简单化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的玄妙,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自身守诚不二,化育万物,不可测度。天地之道显明出的德性是广博、深厚、高超、光明、悠远、长久。
这段话反过来理解可能会更顺理成章一些,天地之道表现为广博、深厚、高远、光明、悠远、长久等,但其中的玄妙,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守诚不二,不可度量。
《中庸》本质上是《大学》的方法论。王阳明先生认为“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也就是说,《中庸》是《大学》之义的延伸与拓展。是为着完成“大学之道”,为着完成人之为人“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使命的。
世间人,世间事,倘若用分化的眼光不断去追究,难免陷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绝望。仅就天地之道而言,便表现出广博、深厚、高超、光明、悠远、长久的特性来。以“人法地,地法天”的思路去推究的话,天地之道表现出的任何一个特性,便足以让见者效法、体悟、发挥一辈子了。
《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教人抓住本末终始的要害,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中庸》将这个由“本末终始”推究出的要害定义为“诚”,也就是由自心所动引发的纯粹的“意”。《大学》中叫“诚意”,《中庸》中讲“至诚”。“诚意”到“至诚”程度,便是“人法地,地法天”之后的“天法道,道法自然”。
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人将“诚”之意概括为“立”“守”“得”三个阶段,展开来讲便是人生的立意、守意和得意。为此,他在《人间词话》中,给世人留下了“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留下的不仅仅是三境界说,还留下一个神秘的投湖自尽的悬案。才情俱佳、蜚声内外的王国维在1927年端午节前两日,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百字遗书虽然文采斐然,却并不足以让后人解开他自绝的秘密。
后来,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就王国维之死算是爆了一些料。溥仪在辛亥革命后所依赖的“重臣”罗振玉对王国维有救难之恩,老早就在穷困潦倒的青年王国维身上做了“投资”。王国维为报恩,早年的一些作品都是以罗振玉之名发表的。然而,资本是嗜血的,罗振玉“投资”也是要回报的。他不断地从王国维身上求“回报”,甚至将推荐王国维给溥仪,让王国维得以接近“天颜”也作为王国维欠他的情分。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因为什么事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追起这些“利滚利”的陈年乱债来,还拿休王退国维的女儿为要挟,那时候两个人已经是儿女亲家了。逼得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最终才有了昆明湖的投湖。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这段描述,已然不能得到确证了。溥仪还在书中进一步提及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向自己递交假“遗折”,致使自己发了一道“上谕”,追肯王国维的忠诚美德。溥仪认为,王国维的“遗折”是罗振玉伪造的,目的是为了消减罗对王国维之死的愧疚。
一百年前的风起云涌、恩恩怨怨,想要穷究清楚的话,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王国维的才情、刚毅和软弱,罗振玉的机巧、远见和狡黠,恰如天地之道的广博、深厚、高超、光明、悠远、长久一般,为仁者所见仁,智者所见智。但这纷纭难以穷究的复杂背后,推究起来。不过是王国维的内心有个“孔洞”,不投湖不足以填充起那个孔洞罢了。罗振玉的内心也有一个“孔洞”,不苛吝不足以填充,到“逼死”王国维后,沿着已有的孔洞又生出新的孔洞来,不那样弥补,不足以填充新的孔洞罢了。王国维清醒地研究做人的立意、守意和得意时,却忘掉了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失意”,他不是非要投湖自尽,只是“失意”来得让他猝不及防,只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在不失去本然之真的情况下应对“失意”罢了。
至于两个人心中的“孔洞”究竟是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毕竟,那只是他们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内心所发动的意而已。毕竟,人所诚之意是极为个人的,与他人无关。
今天的我们朝向自己内心所诚之意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后人创造一种可能性而已。天下绝不可能只有一种道,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彩的人生,否则也不会有“盗亦有道”的说法。天下的道也未必都能走得通,否则王国维也不会选择投湖自尽。
作为人,认知必然存在局限,生命必有终点。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如果不能调转头向自己的内心求一个答案的话,怎么可能不在纷纭的世界中迷失呢?王国维和罗振玉心中的那个“孔洞”,我们内心里那个笃定的答案,或许便是《中庸》讲的当诚之意吧!
有趣的是,有一种“诚”叫“至诚”,它可以让人与天地并立,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相比较而言,那样的“诚”更完满、纯粹,更有意义和价值。
让人觉悟到有一种“诚”叫“至诚”,觉悟到“至诚”带来的完满、纯粹,觉悟到“至诚”对于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觉悟到了然于本末终始之后的简单、纯粹。这或许,才是《中庸》的根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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