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通不便，旅行多坐木船或徒步，旅途中不安全因素很多，故出门之前常占卜问卦，选择吉期。每年首次出门有“逢七不出外，逢八不归家”的禁忌。出门后忌半途打转，否则办事不成。远道旅行俗称“出远门”，出门后忌半路打转，否则“兆头不好”，办事不成。如父辈、祖辈有重病，儿孙辈不得出远门。
长沙县虽自古有舟、马、车、轿等交通工具，但民间行旅，至民国时期仍以徒步为主。乡下人从儿童上学、少年打柴开始，就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上县城，入省垣，总是穿草鞋，吃天光饭，五六十公里路程，午后就能赶到。就是城里人，也多为步行，如民国初期徐特立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总是穿街走到学校上课。1912年毛泽东从住处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图书馆读书，每天都步行很远等着开门。后来他去安源百多公里路程也是步行。
夜间行路，常打灯笼火把。火把多为杉皮扎成，用稻草束紧，点燃之后，前后不断甩动，放出一道道弧形光芒。人多成伍时，远看赤光跳动，如火龙行进。除夕夜，收工钱、讨账的川流不息，灯笼火把，星星点点，四处游动，更具诗情画意。
最辛苦，要算驳货担脚，挑百多斤货物，长途跋涉，扁担闪闪，小跑如飞。乡间常有人挑土布到省城，当晚交货，次日大早又挑着棉花等货回转，负重日行数十公里，有如家常便饭，耐劳精神，令今人难以置信。挑担、推车者要加入“脚行”“箩行”。在港口码头挑箩，必须持有箩折(股折)或由持有箩折的人介绍。水手所信奉的禁忌，箩脚(挑箩人)都信奉。箩脚还禁忌别人坐其箩筐，踩其扁担，否则是有意踩他的饭碗。
长沙多雨，木屐是一种可以套在布鞋外面行走的雨鞋，牛皮面子外刷了桐油，木板底，鞋底下钉有四个方形铁钉，以便在下雨天、烂泥路上行走。其型号可分为大、中、小，分别为男人、女人、小孩子穿。民国时期，橡胶鞋穷苦人家买不起，所以如遇雨天，长沙县的麻石街上便到处是木屐的响声。每家木屐店陈列和悬挂着各种不同规格的木屐。前店后坊，店内雇工佣作昼夜不停。各木屐店还兼营油鞋。油鞋以牛皮作底和面，做成鞋状，以桐油浸渍，鞋底满钉圆头专用铁钉，亦适用天雨时泥泞地行走，但不能套着布鞋穿，盛行于农村，为农户必备之雨具，城市居民少用。
轿子是昔日主要代步工具，除富贵者及老弱病残外，每个女人一生至少要坐一回。官吏坐的轿，等级森严，有4人抬8人抬的，还有16人抬的，人们分别称之为“四抬”“八抬”官人。有品级的官员才坐四人大轿或八人大轿。民间有轿行，俗称轿码头，办理出租业务。长沙的轿，有马轿、蓬轿、镜轿、凉轿之分。马轿、篷轿多用竹制，较轻便，宜远行。马轿最简易，在两杠之间绑一坐板、踏脚板或竹椅之类即成。篷轿比马轿稍复杂，有蓝布篷盖。镜轿是木制的，装有玻璃，遮有布帘，宜妇人乘坐。凉轿多为私人所有，一般为藤制，有帆布或皮质篷盖，属军官、士绅专用。民初以前，有钱人常以轿代步，到轿行或街口随喊就是。轿夫日工钱仅3升米而已。乡下佃户抬轿，有的并无工钱，只抵“庄工”。所谓庄工，即农民佃种土地时附加的差役。轿夫常叹曰：“我们是被人踩着肩膀走的!”
抬轿的人要入“轿行”。未入行的，不得抬轿进城。城乡往返，途中可互相对换坐客，名曰“打拨”。双方根据路程远近及坐客所带物品，按重量(分为一、二、三搭，按搭计价)找补差价。双方议价都用隐语，如一、二、三、四、五称为江、都、神、少、歪。坐“布蓬轿”的坐客，要负责轿夫途中伙食；长途坐客，送到目的地以后，还得以一宿两餐招待轿夫，并付给“小费”。轿子放空回程，不得降价抢接坐客。直到1949年，乡下仍时见坐轿的。在市井，由于人力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到抗战时期，轿子就已极少见了。
出远门的大多是科举考生、公差衙役和商贾等，多利用江河舟楫之便，无水路的则步行，少数的坐轿或骑马。步行者斜挎一布包，内夹雨伞，热天一般戴草帽，阴雨天一般穿草鞋。远行者均遵守“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口渴不饮田中水，去到人家讨茶汤”的原则，以免旅途患病或夜遇盗匪和野兽。如携带大量现金或贵重商品，得雇请保镖一至数人。保镖俗称“镖师”，经营保镖业务的名为镖局，挂牌营业。此风在20世纪初消亡，重要公务的保卫一般由军警代替。
相传中国在夏禹时就有了车，亦有黄帝时就有车的记载。古时陆路交通主要用牛车、马车。在乡下，世世代代使用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铁箍独轮土车。好车手可推近500斤左右货物在小路上行进，如运送粮米、石料、石灰、牲猪等，几乎都离不开它。“吱呀吱呀”的交响曲在乡下不绝于耳。不管大路小路，只要有土车子经过，路面上无不碾出一条条深沟，俗称车槽，晴天一槽灰，雨天一团浆，车陷入其中，则滞结难动。
“车”作为城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近代才有的事。长沙县近代人力车始于1905年，乃仿造大西门日本洋行的木轮铁盘车，故称东洋车。后来又先后将车轮改为实心橡皮盘和钢丝汽皮盘(叫黄包车)。1934年始有公共汽车，人力车才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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