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哪一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那就是这本《事实》，这本书让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认为的事实那就是事实吗？对于事物的认知人和人是存在偏差的，如果认知偏差导致了事实不是事实，那么在我们头脑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有多少是正确的呢？这本书重塑了我的三观，体验比较特别，所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这本书是比尔·盖茨送给全美大学生的毕业礼物，书的作者是个医生，汉斯；罗斯林，他是“开启民智”基金会创始人，《时代》杂志“100位有影响力人物”之一，曾先后担任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在学习这本书前先来做这13道题目，这些题目在一年前我就开始让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填写，收集了几十份报告，得到的结果与作者收集的基本一致。作者对14个国家12000人进行调研，前12题的正确答案平均数为2.2个。
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将三根香蕉给大猩猩，在香蕉上分别标上A、B、C，每说一题，让他随机挑选一个，频率也在12000次，随机选择的答案会接近1/3的正确率。最重要的是，大猩猩的错误将会均匀的分布在正确答案以外的其他错误答案之中，然而，人类的答案却是毫无例外的偏向错得更离谱的方向。相对于事实，人们更普遍的相信这个世界是更加可怕、更加暴力，更加没有希望。
有人和我说，因为他缺少这些问题的相关背景知识，所以才会不清楚答案。作者和比尔盖茨夫妇在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问到了这些题目，参加的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的政治家、商业领袖、企业家、学者、记者、联合国的高级官员等，哪怕有专家顾问的支持，他们的选择仍不如大猩猩，对于世界现实的无知是一个普遍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经过几千年的进化，我们的大脑产生了很多的原始本能——不经过系统的深思熟虑而直接跳到简单结论，这种本能帮助我们的祖先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下幸存，成为统治世界的人类。但同样的导致了对我们对世界的错误理解以及过度情绪化的世界观，我们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我们的生存本能严重影响判断，这会使我们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相。
这本书讲了我们认知事实的十个偏差，通过大量的数据、技巧和心里盲点分析，教会我们打造一个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从而更加有效的作出正确的判断，让我们跳出自以为是的真相，看到真正的事实。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学习。
一章，一分为二的思想
韩寒的电影里面有句台词：“孩子才讲对错，大人只看利弊”,我曾经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看来不论是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是典型的一分为二的思想，这种思想暗示了矛盾的冲突，很狭隘。就问三个问题，如果真有这么对立，那么鸿沟到底在哪里?鸿沟的标准又是什么？标准又由谁来制定呢？
在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两个极端当中的平滑地带。比如问卷的第一题，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里，有多少女孩能够小学毕业？只有7%的给出了正确答案。实际上，世界只有在很少一部分国家——比如阿富汗和南苏丹——少于20%的女孩读完小学，世界上最多只有2%的女孩生活在这些国家里。
除此之外，还有问到类似的关于预期寿命、营养不良、疫苗等基础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错误率都很高。实际上，低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有62岁，绝大多数人可以吃饱饭、绝大多数人可以有干净的饮水、大部分儿童可以得到疫苗接种，大多数的女孩可以上完小学。但是这些题目的正确率远远低于大猩猩的33%，大多数人选择了和事实偏差更大，更错误的答案。
一分为二的思想因为简单、好理解，被普遍使用。如果一分为二是错误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代它呢？
我们将世界想象成一个游戏，世界按照总人口数70亿计算，把人口按照收入情况分成四个等级，再把收入等级想象成游戏里个段位，每一级的人都希望能够努力升到更高的级别，要记住下面的等级。
第一级：工作不稳定，缺衣少食，没钱治病,出门靠步行（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口）；
第二级：有一分稳定的工作，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生病时需要卖掉所有财产，并且经济状况会直接掉回第一级（世界上大约有30亿人口）；
第三级：有更好的工作，有一些积蓄，出行靠摩托车、电瓶车，每年全家能出去旅游一次，生病虽然会花光积蓄但不会让生活跌落到第二级（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口）
第四级：每天赚多赚少无足轻重，出门开车，远行坐飞机，可以长期在餐馆吃饭，生病不造成困扰（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口）
在200年前，全世界有85%的人口处于第一阶段，而今天，绝大多数人处于第二第三极，汉斯认为，能接触到这本书的绝大多数都是第四级的人，第四级的人必须努力才能不误解地球上其他60亿人所过的截然不同的生活。一分为二的本能会误导我们，把平滑过渡当作两级分化，把和而不同当作分道扬镳，把求同存异当作矛盾对立。看一下新闻、自媒体等，上面充满了关于各种冲突和对立的消息。为什么要多读书，有人和我说想要保持理想思考，不希望被那些新闻和消息愚弄，不想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个说法很棒。
一分为二的错误思维分三种情况。第一：鸿沟来自于平均数，平均数是个很好的数据，我们也离不开它，但是，一定要警惕将平均数作为鸿沟。打个比方，我从小就听到男孩的数学比女孩的数学成绩好，从平均数看来确实如此，但是看成绩分布曲线，图形绝大多数重合，只有高分部分男孩比女孩的人数多一点，并没有严格的性别鸿沟。
第二、只比较极端情况。我们本能的喜欢采用极端的案例，因为很容易记住。以巴西为例，这个国家几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富有的10%的人口得到了41%的全国总收入，这让我们感觉精英阶层从整个社会盗取了太多的资源。媒体也支持这种观点，有冲突，但是从多样的数据比较，现在巴西最富有人口比例已是历史最低，巴西越来越多的人已脱离了极度贫困阶段，他们的收入水平最密集处分布在第三阶段。即使在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人们的收入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鸿沟，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中间阶层。
第三，只俯视，不仰视。站在高处看底下，所有人都蚂蚁一般大小。如果你处于第四级段位的生活，在你眼中前面三个阶段的生活都只用一个字来形容，穷，其实他们之间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差距，有的人可能连吃饭都困难，有的人还有余钱出门旅游。
只有学会把世界进行多级划分，才能更清晰的认识世界，作出更正确的判断。想要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本能，我们就要坚持寻找绝大多数。
第二：负面思维
我们对坏事总会比好事更加关注，这是一种生存本能。我是三月底回武汉开始上班，家里关于武汉的谣言满天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忙于给家里人辟谣，新增5人感染会被说成有5万人感染没被发现，多次出现新增病例，家里就有人要我快点逃命，又有消息说会再次封城，我只能一次次给大家寻找官方的消息，给他们分析这些消息是怎样变形的，希望家人别被谣言带偏了。
针对这一情况，其实国家已经给出了最好的处理方式，用纯粹的统计数据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事实，从而更正面的思考问题，统计学是一剂良方。要相信官方的消息，坚决和权威站边，这才是应对疫情最正确的姿态。
在开篇的13题里面，有一道题的回答太让人汗颜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在我的统计数据里面，只有20%的人选择对了，80%的人毫不犹豫选择了低收入国家。把这个题目再看一遍，不就是说的中国吗？为什么会有80%的人觉得中国是低收入国家呢？
书里面给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分析，自1980年开始，世界低收入人口一直是在下降的。而在最近的20年间，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的速度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仅仅中国，就有超过5亿人口脱离了极度贫困状态。我们国家2020年脱贫任务是直接将这个数据降为0。
我当初做这个问卷时也只对了3题，我个人收集的答卷只对两、一题的也有不少，这也是我为什么给大家强烈推荐这本书的理由，世界在变好，可是很多人都感受不到，我想通过这本书让大家一起感受。
书里面给出了16件坏事的趋势在下降，有漏油、艾滋病毒感染、儿童死亡率、战争死亡、飞机失事、饥饿等，坏事下降的趋势在近几年几乎是断崖式下跌。16件好事的趋势在上升。有新电影、新音乐、环境保护、科技、识字、互联网、免疫接种等。
负面思维的本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记忆。我爸爸就是经常给我讲他小的时候民风淳朴，犯罪率没有现在高，他选择性的忘记了一个事实，那时候穷得叮当响，没啥好作案的，新闻媒体也不发达，其他地方发生了犯罪，我爸也不知道。记忆是会选择性美化，都会刻意回避过去的野蛮和不幸。
第二，选择性报道，冲突是头条的前提。如果记者去报到正常的飞机起落或正常的收成庄稼，他很快就要失业。新闻持续告诉我们世界在变坏的错觉，我们心中就会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不能够正确的回忆过去，不记得以前的实际情况比现在更糟糕，我们就产生了世界正在变坏的错觉。
第三，理性而非感性。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在听的各位，你们认为世界在变坏这样的认知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吗？如果在听到了这里之后，你仍然不相信世界在变好，是不是因为你心中有一大堆的变坏的事实让你不能接受书里的结论呢？
很多人说我很乐观，但我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能够在很多时候感受到世界在变好。《道德经》里有一句非常哲学的话：“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我是这样理解的，在白天看光，太亮，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在黑夜中随着光明的指引前行，人生的道路才能走得更远。我们一定要避免负面思维把自己淹没，生活会给你惊喜的。
第三种思维，直线思维。
问卷中有这样一题，现在世界的儿童人数是20亿，他们的年龄是0到15岁，联合国预测，2100年，世界会有多少儿童，答案还是20亿。联合国统计的数据，到现在为止，儿童人数已经停止增长了。
看这样一个案例，当孟加拉国刚刚独立的时候，每个家庭平均有7个孩子，而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2岁。40年之后的今天，孟加拉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两个孩子，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了73岁，他们的收入水平从第一级进入了第二级。现在人们不需要生更多的孩子来进行家庭体力劳作，也完全不需要生更多的孩子来防止儿童意外死亡。教育越来越普遍，更多的父母希望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生孩子的欲望降低了。
人口情况可以看作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在过去，多子多孙更多的是与自然“共死”，墓地的儿童骨骸不少，这是最残酷的事实。现在，一对父母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中没人夭折，在人类了历史上，我们才是第一次真正与自然和平共处。所以人口曲线在一个时间段后也将进一步变得平坦，不会是一个持续线性。
如何控制直线思维，我们要记住，自然界有很多不同的曲线。比如S型曲线，滑梯曲线，驼峰曲线等等。我儿子现在2岁，几个月就长几厘米，看起来和他的年龄成直线状态，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孩子是按照直线规律长高的，没有一个父母会认为孩子会直线长高，所以，注意避开直线假设。
第四，恐惧本能。
1975年的时候，汉斯还是个年轻的一医生，有一天突然碰到了一个紧急情况，有一架飞机坠毁了，一个受伤的飞行员被抬了医院，他躺在担架上穿着深绿色连体服和迷彩色救生衣，患者的衣服像太空服一样怎么都脱不下来，汉斯看到地上有大量的血，一下子就慌了，他知道人如果大量流血短时间内会死亡，但是他连伤口在哪里都不知道。他问患者哪里受伤了，患者说得话他完全听不清楚，作者又用俄语说话，患者脸上马上非常惊恐，叽里咕噜说了什么还是没有人听得清楚。作者一下子彻底的懵了，飞机坠落、失血、俄语等，他想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联正在攻打瑞典。
汉斯小的时候长期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惧中，在那时瑞典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战争逃难的应急手册，隔一段时间他们家就会骑着自行车拉上帐篷，跑到森林里面躲起来演练。战争的恐惧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正在汉斯恐惧慌乱之时，来了个护士长，她看到汉斯手上的剪刀，马上夺了，说“这衣服不能剪，这是空军专用服，特别昂贵”，看了下作者说，“别踩到救生衣上了，红色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护士长帮助患者把连体衣给脱了，要了几条摊子把他裹起来，用瑞典语对患者说：“你在冰冷的海水里面泡了23分钟，你还在发抖和抽筋，你说话我们都听不懂”。所以没有什么战争，汉斯只是被恐惧本能支配了思维。
对于每个人而言，脑容量是没法处理全部的外部信息，我们的脑袋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建立了一个筛选机制。我们想象一下筛选机器上有10个洞，对应10种本能，分别是一分为二、负面思维、直线思维等，只有符合这10种思维本能的信息才能被我们接受，绝大多事信息无法穿透这些洞。
疫情被隔离在家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信息过载，因为每天手机、电视上的新闻，我的脑袋基本照单全收，很多时候我只能停掉所有的电子设备，把脑袋清空一下。我记得隔离初期，小伙伴发了个段子，是不是总觉得体温升高，全身无力，头晕脑胀，自己中招，我给你出个主意。出门遛个湾，从卧室到客厅到餐厅到厨房，溜达两圈，活动下筋骨就好了，这是闲得发慌。
恐惧本能对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起到了反作用。马克吐温说“我一生中充满了可怕的灾难，而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过”。我在疫情期间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有一名男子在家隔离了大半个月，因为听说双黄连口服液能够治疗新冠，于是去药店排队抢购，回家一周后确诊了。恐惧会扭曲我们关注的焦点，误导我们的注意力去关注我们最害怕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恐惧和真正的危险是两个概念，真正的危险还是应该等于危险程度和频次的乘积。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分析所获取的信息是否是事实的真相。
第五，规模错误
20世纪80年代，汉斯做过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莫桑比克是世界最穷得国家，医生短缺，汉斯在那里每天要做发达国家50个医生的事情，每年会接受数千名重病的儿童，他们通常会有严重的疾病，还会伴随贫血和营养不良。无论怎么努力，总会有5%的死亡率，每周都会有儿童死亡，他们的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只有生理盐水和肌肉注射，医务人员也不怎么会点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看点滴的病人，没法输血，只有少量的氧气瓶。
有一次一个朋友过来看汉斯，他的朋友在距离350公里外一家医院当医生，两个人会面的时候医院出现了一个紧急事件，他们一起去医院，看到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严重腹泻已经非常虚弱的婴儿，孩子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汉斯给孩子插了根管子，让孩子口服生理盐水。他的朋友看了非常生气，认为他敷衍工作，没有全力以赴的救治孩子。他的朋友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孩子进行静脉注射，并且严厉的职责了汉斯的不负责任。
汉斯很疲惫的给他的朋友看了一组数据，他们医院那一年总共有946个孩子送了过来，几乎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死亡52人，占总数的5%。整个莫桑比克儿童的死亡率是26%。他们区域每年约有15000名儿童出生，意味着每年有3900名儿童死亡，仅有52名儿童出自他们医院。汉斯所见到的死亡人数仅仅是占到1.3%。他认为大量的死亡儿童都死在医院之外，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过度的投入到医院本身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培养乡村健康工作者，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孩子得到疫苗注射，也能使刚刚患病的孩子在第一时间在附近的诊所里及时治疗。
汉斯朋友的指责单独看并无错误，《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有这样一句话“当你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请记住，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如何来控制规模错觉，避免只看局部不见整体，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对比。2016年全世界有420万儿童死亡，新生儿死亡比例是3%，这个数据很可怕，可一年前的数据是440万，两年前的数字是450万，在1950年这个数字是1440万，死亡比例是15%，事实就是这个数据是历史的最低点。很多人在努力将这个数字降下来，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他们的措施是否有效，如果不看对比数据，很难看出来。
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盟的环境部长发表了一段讲话“根据预测，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二氧话碳的排放量正在增加，这将导致危险气候变化。中国已经比美国排放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而印度这方面已经超过了德国。”这时候有一个印度的专家立马站了起来，说：“是你们这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你们已经持续燃烧汽油超过100年之久。是你们，而且仅仅是你们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气候变化的边缘，”说到这里，他突然改变了姿势，用印度的致礼方式向大家鞠躬，而且用一种很和善的口气继续“但是我们原谅你们了，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然后举起食指，像法官审批一样一字一句的说“但从今往后，我们将按照人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这个问题上，人均的数据对比很重要。
第六，以偏概全
每个人的脑袋都会自动进行演绎和归纳，这种本能很重要，可是也有可能扭曲我们的世界观，我最近听到这样一句话，所谓的认知不过是偏见，所谓的思考不过是偏见的再加深。我们经常会将非常不同的人、事、物甚至是国家分在同一个组，忽略了其中的不同，我们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要想做到正确的归纳和分类，最好的办法是行万里路。汉斯带着他的学生分别去了第一、第二、第三级的不同国家学习和参观，切身体验各国的生活。这帮学生都很优秀，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坐在当地一家咖啡馆里面，听导游的一些介绍，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已经是一种学习和研究了。
有一次去了印度的克拉拉帮，学生发现城市规划很好，有交通灯也有地下水系统，街边上也看不到饿死的人，他们拜访了当地的一家私人医院，墙上没有刷漆、没有空调，60人挤在一间房间里，学生认为这里很贫穷。医院的管理员和大家解释，墙上没有刷漆不仅仅是经费问题，也是一个选择客户的策略，斑驳的墙面会让那些富有的患者不来看病，这样医院就不用为他们提供非常消耗资源和时间的复杂治疗方案，也使公立医院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百姓服务，
有一次，他们去拜访一家非常漂亮的八层楼高的私立医院，有个学生来得有些晚，大家都进来电梯，电梯要关闭的时候出现，他立马冲了进来，里面的人叫着“快点快点”，他伸出一只胳膊试图挡住电梯，电梯门没有缩回去，把他的胳膊夹住了，并且开始向上移动，领路的人果断的按下了紧急暂停键，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拉开。主人非常生气对汉斯说“从前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你怎么会招来这么愚蠢的学生”。汉斯和他解释，瑞典的电梯都会安装感应器，如果有东西卡在中间，门会自动打开。这个印度医生非常不解，问“如果感应器失效呢？”汉斯回答：“在我记忆里每次都很管用，电梯出厂会有严格检测”，印度医生不大相信地说“你们的国家太安全了，使得其他国家显得危险”。
我才在抖音上看了一段视频，一对夫妻在电梯里面搬一块玻璃，玻璃有点长，男的出去后女的还来不及出去门就自动关上，电梯动了，玻璃直接炸裂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有所警觉，不要让科技成为伤人的利器。汉斯的学生也不蠢，但是以偏概全将第四级国家的经验用到了其他阶级国家而已。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出国旅游，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现这样的经验错误。
避免以偏概全有几种方式，比如一分为二思维里的多级划分，寻找同一类别的不同之处，寻找不同类别的相似性，注意大多数，避免极端案例。
如果有机会到非洲的突尼斯，你会在路上看到很多盖了一半的房子。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可能是盖到一半没钱了，开发商跑路了，或者是他们太懒惰，太没有计划。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地没有发达的金融业，普通老百姓挣了点钱，不去银行存款，或者压根就不信银行。所以，干脆就买点砖头和瓦片建房子。有多少钱，就买多少块砖，这么一点点积累地建房子，所以你就能看见各种半拉子工程。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国家，砖瓦是硬通货，和黄金一样保值。当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时，不要假设别人是傻瓜。
第七，命中注定
我很喜欢一句话是，科学的科学性在于不科学。纵观历史，所谓的科学都是有时效性的。所谓的天经地义、命中注定这类的思想是一种高傲的说法，时代在发展，认知也需要跟进。我们需要有批判性思维，批判自己，承认自己思维的瑕疵，提升自我的思维品质。
所谓的命中注定本能，就是我们认为一些事情内在的属性将决定其命运，无论是人民、国家、宗教还是文化，甚至种族，命中注定的本能对于强权部落和独裁统治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今社会，这种一成不变的本能将阻止我们学习新的知识，并且忽略现实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化、国家、宗教和文明都不是岩石。在过去60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在此期间，这些国家发展了他们的教育、电力、水利和卫生系统他们发展的速度不比当年欧洲国家取得进步的速度慢。而且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每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在降低，降低的速度比当年的瑞典还快。但是由于他们还是处在比较差的水平，所以给人一种他们还是没进步的错觉。
在大约50年前，中国、印度和韩国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都比今天的非洲国家更差，那个时候世界都认为亚洲是命中注定不会发展起来的，现在亚洲的发展值得世界瞩目。曾经有中国人到了美国说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但是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国家，疫情泛滥，生死一线时，戏剧性的画面不断的上演。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预测未来，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不如做一个可能主义者。
1998年的时候，汉斯做过一场全球健康的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汉斯发现有一个女士哭了，她走过来对汉斯说：“我父母来自伊朗，我出生在瑞典，你刚才谈到伊朗取得了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快速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在瑞典听到有人说伊朗的好话、”“这不可能”汉斯回答，“这是真的”那个女士继续说道“你说妇女的人均生育人数的下降意味着公共卫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青年人已经有了现代的价值观。我从来没听瑞典人说过，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瑞典人对伊朗发生的变换也是一无所知，他们仍认为伊朗和阿富汗处于差不多的生活水平”。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的一档综艺节目，说中国大陆吃不起榨菜一样。
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认识到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这里有几个方法：察觉缓慢的变化、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老年人对话，比较自己、父母和爷爷奶奶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收集文化改变的案例。
2013年，汉斯受邀在非洲联盟上发表演讲，主题是“非洲复兴之路及2063议程”，整整演讲了三十分钟，自我感觉良好。非洲联盟的主席了来到他面前表示感谢，随后便说：“你的演讲能力不错，数据很漂亮，但是你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远见卓识，你谈到了非洲可以消除极度贫困，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你没有继续下去。你难道认为非洲人民摆脱了极度贫困状态就满足了吗？我们希望50年后，去欧洲访问的非洲人可以变成受欢迎的旅游者，而不是被嫌弃的难民”。说这个话时，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党和国家的远见卓绝，用“一带一路”方针实现双赢。这样的格局和魄力，他国无法企及。
第八，单一视角
人都喜欢简单的想法，当我们拥有一种想法，并且发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开心，认为世界变得简单了。所有的问题都有单一的原因，我们只需要解决这个原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有单一的解决方案，我们只要按照方案做就可以了。事情是变得简单了，但是我们缺彻底误解了这个世界。单一的原因，单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单一视角本能。
在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你给你的孩子一把锤子他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钉子”，当一个人拥有某方面的特长时，他总是试图使用他的专业知识，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不能解决所有领域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以多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有一个词叫做能力陷阱，我们所擅长的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障碍，使我们看不到真正解决的方案。
专门研究难产的人很能理解锤子和钉子的故事。要挽救那些死于难产的贫困的母亲，最重要的并不是训练更多的护士来做刨腹产，也不是训练更多的医生来进行大出血治疗，而是提供更快的交通工具，能够使他们第一时间到达医院，如果没有救护车、没有畅通的道路、光有医院有什么用呢？
汉斯在64届林道诺贝尔奖大会上做演讲，在场的都是一些极具天赋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都是自己熟悉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但是关于儿童疫苗注射率这个问题，他们的正确率只有8%，比普通人回答得还要低。拥有高智商，数学很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这群人，都不能更正确的认知世界。
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西方化，西方建立了一套政治经济科学体系，全人类的生活确实由此得到了很大的便利，但是这不能证明西方的体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次疫情爆发，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以医学为例，外国人都羡慕中国，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两套医学体系，相互独立又能有有一定关联，疫情期间两套体系同时运转，我们至少有2个以上的独立角度来看待病情的发展。
要想控制单一视角的本能，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锤子，而是一个工具箱，多度角度来观察问题，更全面的了解，从而制定出更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近在看一本《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他就是典型的多视角的人才，他是画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建筑工程师。他一生都致力于知识的学习、探究中，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他全部的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他的手稿中，爱因斯坦认为，列奥纳多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我们和天才的最大差距也许就是缺少他这种对真理的无限执着，列奥纳多在最富盛名的时候还能够“学而之不足”，天才尚且如此，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真的很有必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第九，归咎他人
有一次，汉斯在一个学院里做演讲，谈到了那些大的制药企业几乎不对贫困人群所专有的疾病做任何研究，包括疟疾、睡眠疾病等。这时候有一个学生义愤填膺的说“我们应该揍他们”。汉斯说“我正要去一个诺华药厂做演讲，你认为要揍谁呢？是他们工作的每一个员工吗？”学生说“不是，要揍他们的老板”“我也认识他们的老板，揍了他之后，他就能变成一个好老板，之后就改变研究方向吗？”
另一名学生说“不，你应该揍他们的董事成员”
汉斯说“他们董事会成员有点多，揍了之后能改变研究方向吗？”
第三个学生说：“不，诺华是一家上市公司，并不是他们的老板和董事会决定研究方向，而是他们的股东，如果董事会改变了研究方向，他们的股东要重新选择一个董事会”
汉斯说：“非常正确，是他们的股东希望这个公司把研究经费投入有钱人才有的疾病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回报，大型制药企业的股价稳定。患者永远需要治疗，所以制药公司的股票可以长期提供稳定的回报。而这些公司的股东确是那些退休基金，如果说导致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谁，那就应该去找那些老年人，因为他们对稳定股票的贪婪需求导致了这一切”。
当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更倾向于相信人们利用权力或者手段才能使事情发生，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因为无常而更加可怕，这就是归咎他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我们夸大了个人或者团体的重要性，驱使我们去找一个被责怪的对象，而让我们忽略了对真相的理解。当我们过分指责他人的时候，我们将迷失重点，同样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大大降低了我们解决问题或者预防问题的能力。
时刻反省是有必要的，反省的对象应该是组织系统和科学技术，而不是替罪羊。组织系统将每一个个体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价值，打造了一个有效协作的社会团体。科学技术的提高可以在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而两个系统的优化才是防止坏事发生的最有效途径。
就像制药厂一样，指责很容易，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制裁他人也很容易，但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一件很复杂的体系，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指责上，不如想想事实背后的系统能够怎样优化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新冠在武汉蔓延开的时候，武汉一下成了全世界议论的中心。“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这句话曾让我泪目，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武汉的英雄主义终于得到了认可。不管病毒的产生和武汉有没有关系，我们对这件事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积极的面对。尤其在初期，每个人的想法直接而简单，怎么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赛跑。
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个人英雄主义，看透了生活的本质，它苦也好、乐也好、悲也好、喜也好，但我还是要爱着生活，不要指责，不要抱怨，事情已经发生，那就迎接未来的所有可能。
最后一个，情急生乱
当发生一件事情你会觉得特别紧迫，并且认为必须现在马上立刻行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容易出错。这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用垃圾车运库存肉的事情，我们大庄有几个同事收到了这种肉。我们能够知道将库存肉送到武汉民众的手中，这样一项任务很紧急，如果在武汉现有运输能力不足以在第一时间送达，这件事情晚几天完成，公众是可以理解的，情急生乱安排反而造成了更大浪费。
1981年，汉斯有一次在一个拥有10万极度贫困人口的城市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患者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双腿麻痹的情况，更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双目失明，汉斯猜测是中毒，但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有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带离了那个区域。市长说：“如果你认为这种疾病可能是传染性的，那我必须采取行动，我必须避免一场大的灾难，我必须防止这种疾病向城市蔓延”。
“是的”汉斯回答“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你必须采取行动”。
市长做事雷厉风行，对下指挥道“告诉军队设置路障，并停止发出所有公共汽车”，
第二天早上，有20个妇女儿童早早起来，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他们要赶去早市销售商品。当听说汽车不会来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当地的渔船送他们到市里，渔夫听说有一笔外快，很高兴的载他们离开。沿途出现了风浪把小船吹翻，所有人溺水而亡，包括渔夫。
汉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一直很后悔对市长说“你必须采取行动”。他在那时还是留在了当地研究病因，正如他猜测的，这是一起中毒事件。木薯是当地人的主要事物，一般情况，木薯需要放3天才能够食用。当地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在那一年发生自然灾害，政府大大提高了木薯的价格，农民把储存的木薯卖给了政府，回家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粮食，于是把地里新挖出来的木薯吃掉充饥，出现了集体的事物中毒。
当初武汉封城的决定真的是史无前例，没有办法比那更早封城，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病毒，整个病毒的特性需要时间深入研究了解，封城牵扯太多太广，谁也无法预料这件事情的走向。我们也没有比这更晚封城，因为再晚一步就会有更多的人生命受到威胁。所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是最好的安排。
这本书的原版是在2018年出版的，汉斯虽然认为情急生乱会扭曲人的世界观，但是同样提出了五大担忧，分别是：全球性感染病、金融崩溃、世界大战、气候变化以及极度贫穷。有2点原因：第一、他们都是有很大概率会发生的，前三个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后两个正在发生；第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发生，人类的进步将停止几年，甚至几十年，从而带来巨大的伤害。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很有感慨，汉斯对全球传染病的担忧来自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他认为现在尤其是第一世界国家没有做好应对这样级别流感的准备，前文中也提到美国是所有富裕国家中健康水平最低的，美国的人均健康开支比其他收入水平的第四级国家高了两倍多，但是人均寿命却比其他国家短了三年。美国在人均卫生开支上名列世界第一，但是平均预期寿命却只有四十位。期中问题就出在富人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占用了大量的医生时间，医生没有时间普度众生，使得穷人的平均寿命降低。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体质优势就非常明显，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相结合，在监管和自由之间平衡，也是汉斯认为最合理的方式。
如何避免情急生乱呢？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徐徐渐进。来个深呼吸，给停止工作的大脑供个氧；了解一些基础数据，持续观察，保持头脑清醒，不让被情绪带偏了，稳扎稳打的取得现实的进步，逐渐修正自己的行为偏差。
到了这里，这本书的学习就结束了。这本书是有三个人共同编写，汉斯、他的儿子、他的儿媳。2015年时，他们三个决定共同来写这本书，在2016年时汉斯被诊断患有胰腺癌，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他推掉了之后67场演讲，用剩余不多的时间完成了这书，这本书还未出版他就逝世了。他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梦想与他的孩子同在，也希望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多读书、读好书，让我们看看世界之大，生命之短暂、思想之永恒。学海之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可以一起上下求索。本月的分享就到了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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